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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有責任以良知向掌權者發聲
孫寶玲羅慶才對論社會政治下的聖經閱讀

《逃犯條例》修訂所帶來的衝突持續影響整個香港社會,身處於其中的信徒自然少不免受到衝擊,不少基督徒相當關心能如何從聖經汲取智慧,以應對當前的困境。德慧文化邀請到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專任教授孫寶玲博士及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羅慶才牧師作嘉賓,分別從新舊約聖經的研究角度,與參加者分享對當前局勢心得與如何從不同的角度閱讀聖經。


孫寶玲

新約文本的帝國鑑別眼光

孫寶玲嘗試以新約聖經研究學派中的其中一種鑑別學「帝國鑑別學」(empire criticism),作為分析和理解香港當下情況的方法。他開始便以「敘述」(narrative)作為分析的角度,提到香港的敘述在九七前後有很大轉變:九七前的香港有自己的敘述,九七後被另一套敘述取代。他指出敘述的改變,重新定義了香港人的身份和價值,及人在當下的議程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孫寶玲提到,聖經研究範疇中的帝國鑑別學,不只將羅馬帝國視為新約聖經的寫作背景,也視之為新約聖經作者寫作的「議題」,甚至是塑造新約聖經信息的其中一個要素,新約的作者其中一個寫作目的,正是為了抗衡帝國。

「究竟新約作品是怎樣看帝國呢?」孫寶玲指出三段相當具代表性,能反映新約作者對羅馬帝國態度的經文,包括馬可福音十二章17節「凱撒歸凱撒」的故事、羅馬書十三章及啟示錄十三章。他指可十二17的說法,被後來的人建立了一套「政教分離」的論述,但他認為這不是結論,相當多學者亦不同意這種結論。羅馬書則是常常被人引用,教導人順服掌權者,例如:二戰時的德國教會曾用這經文支持希特拉;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教會也曾以羅馬書的經文來合理化教會順從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在香港也很常聽到基督徒相關的論述。不過他指出大部份的羅馬書學者,也不同意羅馬書的經文是叫人無條件地順服掌權者。最後他提到啟示錄十三章的經文,用「獸」來代表羅馬帝國,成為對帝國和權勢的批判。他說新約聖經對帝國的態度,不是簡單和單一的圖譜,而是有關不同光譜的詮釋空間,甚至可以是因應當時不同的寫作處境而出現不同的詮釋空間。

正在「被改變」的香港敘述

孫寶玲認為香港曾經有一套自己的論述,由早年「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到同舟共濟的「獅子山精神」。香港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因為社會、經濟等發展的因素,相信「肯做」就能安身立命,有自己的空間和價值,因此香港社會朝氣勃勃。八十年代開始,由於中英談判開始,為香港未來帶來未知因素,再加上八九六四的影響,他認為香港人是在八十年代才開始對民主有更深的認識和追求。他說香港社會在九十年代開始出現一種「平民的犬儒」,像是周星馳喜劇中的「無厘頭」,其實帶著因現實而來的無助與控訴。孫寶玲認為這些論述都是屬於香港人的論述,是香港人對處境的回應,也有著香港人的韌力。

孫寶玲認為九七之後出現的「背靠祖國」敘述,重新塑造了香港人的敘述,是與九七前完全不同的。香港的敘述在九七之後,變成了中國大敘述之下的小敘述,也出現了很多其他小敘述,包括沒有東江水的話,香港會沒水喝;若中國旅客不到香港消費,香港就「玩完」等。他認為這些敘述都是讓香港人覺得自己要仰人鼻息,當香港人不想仰人鼻息的時候,就會被視為「港獨」。香港人的敘述因而由「彼此幫助」,變成了「阿爺吹雞」,這些扭曲的敘述其實令香港社會有非常沉重的代價。當中包括香港議會完全失效,讓政府完全不受監察,官員不用問責,「就算沒有發生六、七月的事件,我們的社會也是分崩離析的。」現在是凸顯了這種分崩離析。孫寶玲認為香港議會完全失效,影響到每一個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每一方面,背後的主因是香港的敘述在不知不覺間被人改變。

孫寶玲形容過去二十多年的香港政府是「不務正業」,在房屋、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各方面,香港社會正面臨非常嚴峻的問題。他認為香港正正需要拆解虛假的敘述,因它們令香港失去身份、自信和遠景,慢慢變成「城管」控制的城市。

扭曲真相的言說便是暴力

接下來,孫寶玲提到「暴力」,因為他認為香港最近出現很多暴力。他首先引用世界衛生組織對暴力的定義,提到暴力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他特別提到「語言暴力」,很多人認為「粗口」是一種語言暴力,但是他認為每一個人說出的話,都有它的處境和對象,是很難分辨到底那句說話是否一種暴力,他並以「怎可以將子女吃的東西給狗吃」為例子,提到聖經有些句子也可能可以被歸類為語言暴力的話。「在一個不對等的關係中作出抗議、呼聲,用這一種語言來表達憤怒,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暴力,因為他沒辦法可以再表達他的憤怒。」

「甚麼是語言暴力呢?扭曲真相的言說就是暴力了。」孫寶玲提到今日香港人在爭取的其實是「話語權」,選舉也是話語權的一種。他說香港目前有很嚴重的制度暴力,制度可以不讓人投票、不讓人說話,剝奪人的參選權。另外,媒體報道也可以帶有某種暴力成份。他指當一個人接受訪問之後,他的話被剪輯,沒有完全表達到原來的意思,這也是一種暴力。「打爛玻璃,塗污標誌,傷害了甚麼東西呢?為甚麼說這些是暴力?你可以說這是破壞,甚至刑事毀壞,但那不是暴力,他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羅慶才

回到正典前的政治論述

羅慶才則認為近日在香港發生的事,正正凸顯了大多數信徒在讀經時有盲點,並沒有留意到聖經經文中的政治元素。他指基督徒習慣了視聖經為一部正典,信仰、生活都以聖經作為最高的原則,但若基督徒想要知道聖經所包含的政治元素,就要把正典的觀念放下,要回到未有正典的時代。他指出舊約聖經很多經文,在未成為正典之前,其實是有自己的論述,有其自身的寫作目的和對象;當那些經文成為正典之後,那些內容就出現了一些轉變,原有的政治意義可能就不會再凸顯出來,而突出了其他意義。

羅慶才以路德記為例子,其寫作目的,可能就是為了建立大衛統治的合法性。而在撒母耳記上廿二章中,當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殺時,曾經將父母交托給摩押王照顧,有學者推測可能是因為大衛家族具有摩押人的血統。其中一個讓學者作出推測的原因是路德記結束時所載有的族譜,通常人會覺得這些族譜都是後加的,但有些學者認為可能路德記的重點是這家譜,為大衛的統治提供合法性,解釋了為甚麼大衛能夠成為以色列人的統治者。

另一段羅慶才選出的經文是列王紀上一至二章,記載的是所羅門登基作王的過程,他指出所羅門王登基之前,大衛還有另一個更年長的兒子,他比所羅門更有資格承繼王位,大衛也沒有指定繼承人。這兩章經文的目的,可能也是為了替所羅門的登基作辯護,為了顯示所羅門作王,並非他個人用陰謀和手段促成,而是上主的安排。羅慶才認為將經文放回未有正典前的處境中,就能大致明白到經文產生的背景與寫作目的。

以賽亞書的政治解讀

羅慶才亦用以賽亞書六章1節至九章7節為例子,說明基督徒很多時候都因為閱讀聖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帶來理解和詮釋上的偏差。基督徒閱讀以賽亞書六章的時候,通常只停留在六章8節,但9節以賽亞回應呼召後,才知道上主要他做些甚麼,成就11節至13節經文發生的事,也即是猶大國的滅亡。今日人們閱讀聖經的時候,不會從這個角度去閱讀先知書和理解先知的角色,因為基督徒都覺得先知就是拯救的角色,但以賽亞書六章明顯地顯示出神給以賽亞的使命,是確保猶太國徹底被吞滅。以賽亞書有相當多的經文都是在描述猶大的罪─罪惡滲透整個猶大社會的罪。以賽亞書五章是基督徒熟悉的「葡萄園之歌」,上主希望以色列結出好果子,但最後卻結出野葡萄——是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一個社會公義與否,背後一定汲取到政治因素、政策和社會制度,所以這些經文其實都帶有政治批判。經文就像是上帝幫以色列把脈,要他們認識到自己的毛病一樣。以賽亞在以色列與亞蘭攻打耶路撒冷時,被上主差遣見亞哈斯王,勸告和堅定他對上主的信心,在過程中,以賽亞說出了「以馬內利預言」,希望亞哈斯維持對上主的信心。以賽亞勸告亞哈斯王的話,除了有上主的啟示,也有其對當下局勢的敏銳觀察。

若放下基督教一貫對以賽亞書九章的詮釋和理解,其實是一卷帶有政治顛覆性的經文,「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是在說有一個新君王的出現,代替亞哈斯作王,這段經文可以不是用來預言耶穌的降生,而是在說上主興起了新王取代亞哈斯。在舊約聖經之中,以賽亞不是唯一一個顛覆當時君王統治的先知,如撒母耳也是如此,因為他在掃羅還在作王的時候膏立另一君王,「這不是政變是甚麼呢?」

最後,羅慶才說舊約聖經之中,有很多經文都是在帝國的影響下寫成的,經文提醒了當時的百姓要如何自主,選擇主要有兩個:一是向帝國靠攏,這是很容易的選擇,可以是很安全,得到保障,也會有很多好處;另一個選擇是堅持自己的獨立性、身份,堅持自己的論述。今日很多時仍然會有人說「政教分離」,但羅慶才認為以賽亞也有上主的吩咐、授權和差遣去宣講,在這個時代裡,基督徒亦應該用自己的知識、智慧和良心,將應該說的話說出來,基督徒不一定每一句話都引用聖經,可按照自己所知的,向掌權者發出聲音。

教會分歧下的對話工作

在問答環節,有人問到牧者與傳道人應該要怎樣走下一步,眼見當下很多教會都沒有對現況作出任何論述與討論,要如何本於聖經去作出一個適切的論述。孫寶玲回應,不是每一間教會的牧者都有能力、空間和時間去作出論述,所以在旁邊的人,都應該盡可能守護那些可以作出論述的人,不要讓他們感到孤單和孤身作戰。他認為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懶於思考,只關注個人得救,但信仰並非這樣的一回事,也並非聖經所傳達的信息,惟今日教會中仍然有很多人不理會社會正在發生的事。

有人亦問到現今香港社會當下的處境中,教會中仍然有很多分歧,很多牧者或信徒都覺得自己有不同的領受,要如何面對這些不同的領受和差異。羅慶才認為憐憫是基於責任,在某些時刻可能會同情不同政見和處境的人,不應該將其他人妖魔化,留有一些「懷疑的利益」給每一個人。他以聖經為例子,因為聖經詮釋也有很多不同的空間,不會有一個絕對的詮釋,每一個人都在實踐已詮釋的聖經,而非絕對。每一個人都應該多思考、多討論、多參考,讓思考的層面更闊,這樣論述會更為扎實,不會流於表面。孫寶玲則認為能夠對話通常是相對理想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無法對話的,因有些人會拒絕討論和對話。雖然沒一個人可以掌握完全的真相,但不代表人不可以作任何判斷,不過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判斷承擔後果。


是次講座名為「雙雄會:聖經的社會政治閱讀講座」,由德慧文化主辦,
已於七月廿五日晚上假以馬內利浸信會舉行,約有三百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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