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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跨页

信徒有责任以良知向掌权者发声
孙宝玲罗庆才对论社会政治下的圣经阅读

《逃犯条例》修订所带来的冲突持续影响整个香港社会,身处于其中的信徒自然少不免受到冲击,不少基督徒相当关心能如何从圣经汲取智慧,以应对当前的困境。德慧文化邀请到台湾神学研究学院专任教授孙宝玲博士及香港浸信会联会会长罗庆才牧师作嘉宾,分别从新旧约圣经的研究角度,与参加者分享对当前局势心得与如何从不同的角度阅读圣经。


孙宝玲

新约文本的帝国鑑别眼光

孙宝玲尝试以新约圣经研究学派中的其中一种鑑别学「帝国鑑别学」(empire criticism),作为分析和理解香港当下情况的方法。他开始便以「叙述」(narrative)作为分析的角度,提到香港的叙述在九七前后有很大转变:九七前的香港有自己的叙述,九七后被另一套叙述取代。他指出叙述的改变,重新定义了香港人的身份和价值,及人在当下的议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孙宝玲提到,圣经研究範畴中的帝国鑑别学,不只将罗马帝国视为新约圣经的写作背景,也视之为新约圣经作者写作的「议题」,什至是塑造新约圣经信息的其中一个要素,新约的作者其中一个写作目的,正是为了抗衡帝国。

「究竟新约作品是怎样看帝国呢?」孙宝玲指出三段相当具代表性,能反映新约作者对罗马帝国态度的经文,包括马可福音十二章17节「凯撒归凯撒」的故事、罗马书十三章及启示录十三章。他指可十二17的说法,被后来的人建立了一套「政教分离」的论述,但他认为这不是结论,相当多学者亦不同意这种结论。罗马书则是常常被人引用,教导人顺服掌权者,例如:二战时的德国教会曾用这经文支持希特拉;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教会也曾以罗马书的经文来合理化教会顺从政府种族隔离政策;在香港也很常听到基督徒相关的论述。不过他指出大部份的罗马书学者,也不同意罗马书的经文是叫人无条件地顺服掌权者。最后他提到启示录十三章的经文,用「兽」来代表罗马帝国,成为对帝国和权势的批判。他说新约圣经对帝国的态度,不是简单和单一的图谱,而是有关不同光谱的诠释空间,什至可以是因应当时不同的写作处境而出现不同的诠释空间。

正在「被改变」的香港叙述

孙宝玲认为香港曾经有一套自己的论述,由早年「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到同舟共济的「狮子山精神」。香港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因为社会、经济等发展的因素,相信「肯做」就能安身立命,有自己的空间和价值,因此香港社会朝气勃勃。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中英谈判开始,为香港未来带来未知因素,再加上八九六四的影响,他认为香港人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对民主有更深的认识和追求。他说香港社会在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一种「平民的犬儒」,像是周星驰喜剧中的「无厘头」,其实带着因现实而来的无助与控诉。孙宝玲认为这些论述都是属于香港人的论述,是香港人对处境的回应,也有着香港人的韧力。

孙宝玲认为九七之后出现的「背靠祖国」叙述,重新塑造了香港人的叙述,是与九七前完全不同的。香港的叙述在九七之后,变成了中国大叙述之下的小叙述,也出现了很多其他小叙述,包括没有东江水的话,香港会没水喝;若中国旅客不到香港消费,香港就「玩完」等。他认为这些叙述都是让香港人觉得自己要仰人鼻息,当香港人不想仰人鼻息的时候,就会被视为「港独」。香港人的叙述因而由「彼此帮助」,变成了「阿爷吹鸡」,这些扭曲的叙述其实令香港社会有非常沉重的代价。当中包括香港议会完全失效,让政府完全不受监察,官员不用问责,「就算没有发生六、七月的事件,我们的社会也是分崩离析的。」现在是凸显了这种分崩离析。孙宝玲认为香港议会完全失效,影响到每一个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每一方面,背后的主因是香港的叙述在不知不觉间被人改变。

孙宝玲形容过去二十多年的香港政府是「不务正业」,在房屋、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各方面,香港社会正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他认为香港正正需要拆解虚假的叙述,因它们令香港失去身份、自信和远景,慢慢变成「城管」控制的城市。

扭曲真相的言说便是暴力

接下来,孙宝玲提到「暴力」,因为他认为香港最近出现很多暴力。他首先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对暴力的定义,提到暴力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他特别提到「语言暴力」,很多人认为「粗口」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是他认为每一个人说出的话,都有它的处境和对象,是很难分辨到底那句说话是否一种暴力,他并以「怎可以将子女吃的东西给狗吃」为例子,提到圣经有些句子也可能可以被归类为语言暴力的话。「在一个不对等的关系中作出抗议、呼声,用这一种语言来表达愤怒,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因为他没办法可以再表达他的愤怒。」

「什么是语言暴力呢?扭曲真相的言说就是暴力了。」孙宝玲提到今日香港人在争取的其实是「话语权」,选举也是话语权的一种。他说香港目前有很严重的制度暴力,制度可以不让人投票、不让人说话,剥夺人的参选权。另外,媒体报道也可以带有某种暴力成份。他指当一个人接受访问之后,他的话被剪辑,没有完全表达到原来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暴力。「打烂玻璃,涂污标志,伤害了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说这些是暴力?你可以说这是破坏,什至刑事毁坏,但那不是暴力,他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罗庆才

回到正典前的政治论述

罗庆才则认为近日在香港发生的事,正正凸显了大多数信徒在读经时有盲点,并没有留意到圣经经文中的政治元素。他指基督徒习惯了视圣经为一部正典,信仰、生活都以圣经作为最高的原则,但若基督徒想要知道圣经所包含的政治元素,就要把正典的观念放下,要回到未有正典的时代。他指出旧约圣经很多经文,在未成为正典之前,其实是有自己的论述,有其自身的写作目的和对象;当那些经文成为正典之后,那些内容就出现了一些转变,原有的政治意义可能就不会再凸显出来,而突出了其他意义。

罗庆才以路德记为例子,其写作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建立大卫统治的合法性。而在撒母耳记上廿二章中,当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时,曾经将父母交托给摩押王照顾,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因为大卫家族具有摩押人的血统。其中一个让学者作出推测的原因是路德记结束时所载有的族谱,通常人会觉得这些族谱都是后加的,但有些学者认为可能路德记的重点是这家谱,为大卫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解释了为什么大卫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统治者。

另一段罗庆才选出的经文是列王纪上一至二章,记载的是所罗门登基作王的过程,他指出所罗门王登基之前,大卫还有另一个更年长的儿子,他比所罗门更有资格承继王位,大卫也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两章经文的目的,可能也是为了替所罗门的登基作辩护,为了显示所罗门作王,并非他个人用阴谋和手段促成,而是上主的安排。罗庆才认为将经文放回未有正典前的处境中,就能大致明白到经文产生的背景与写作目的。

以赛亚书的政治解读

罗庆才亦用以赛亚书六章1节至九章7节为例子,说明基督徒很多时候都因为阅读圣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带来理解和诠释上的偏差。基督徒阅读以赛亚书六章的时候,通常只停留在六章8节,但9节以赛亚回应呼召后,才知道上主要他做些什么,成就11节至13节经文发生的事,也即是犹大国的灭亡。今日人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不会从这个角度去阅读先知书和理解先知的角色,因为基督徒都觉得先知就是拯救的角色,但以赛亚书六章明显地显示出神给以赛亚的使命,是确保犹太国彻底被吞灭。以赛亚书有相当多的经文都是在描述犹大的罪─罪恶渗透整个犹大社会的罪。以赛亚书五章是基督徒熟悉的「葡萄园之歌」,上主希望以色列结出好果子,但最后却结出野葡萄——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一个社会公义与否,背后一定汲取到政治因素、政策和社会制度,所以这些经文其实都带有政治批判。经文就像是上帝帮以色列把脉,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毛病一样。以赛亚在以色列与亚兰攻打耶路撒冷时,被上主差遣见亚哈斯王,劝告和坚定他对上主的信心,在过程中,以赛亚说出了「以马内利预言」,希望亚哈斯维持对上主的信心。以赛亚劝告亚哈斯王的话,除了有上主的启示,也有其对当下局势的敏锐观察。

若放下基督教一贯对以赛亚书九章的诠释和理解,其实是一卷带有政治颠覆性的经文,「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在说有一个新君王的出现,代替亚哈斯作王,这段经文可以不是用来预言耶稣的降生,而是在说上主兴起了新王取代亚哈斯。在旧约圣经之中,以赛亚不是唯一一个颠覆当时君王统治的先知,如撒母耳也是如此,因为他在扫罗还在作王的时候膏立另一君王,「这不是政变是什么呢?」

最后,罗庆才说旧约圣经之中,有很多经文都是在帝国的影响下写成的,经文提醒了当时的百姓要如何自主,选择主要有两个:一是向帝国靠拢,这是很容易的选择,可以是很安全,得到保障,也会有很多好处;另一个选择是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身份,坚持自己的论述。今日很多时仍然会有人说「政教分离」,但罗庆才认为以赛亚也有上主的吩咐、授权和差遣去宣讲,在这个时代里,基督徒亦应该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良心,将应该说的话说出来,基督徒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引用圣经,可按照自己所知的,向掌权者发出声音。

教会分歧下的对话工作

在问答环节,有人问到牧者与传道人应该要怎样走下一步,眼见当下很多教会都没有对现况作出任何论述与讨论,要如何本于圣经去作出一个适切的论述。孙宝玲回应,不是每一间教会的牧者都有能力、空间和时间去作出论述,所以在旁边的人,都应该尽可能守护那些可以作出论述的人,不要让他们感到孤单和孤身作战。他认为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懒于思考,只关注个人得救,但信仰并非这样的一回事,也并非圣经所传达的信息,惟今日教会中仍然有很多人不理会社会正在发生的事。

有人亦问到现今香港社会当下的处境中,教会中仍然有很多分歧,很多牧者或信徒都觉得自己有不同的领受,要如何面对这些不同的领受和差异。罗庆才认为怜悯是基于责任,在某些时刻可能会同情不同政见和处境的人,不应该将其他人妖魔化,留有一些「怀疑的利益」给每一个人。他以圣经为例子,因为圣经诠释也有很多不同的空间,不会有一个绝对的诠释,每一个人都在实践已诠释的圣经,而非绝对。每一个人都应该多思考、多讨论、多参考,让思考的层面更阔,这样论述会更为扎实,不会流于表面。孙宝玲则认为能够对话通常是相对理想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法对话的,因有些人会拒绝讨论和对话。虽然没一个人可以掌握完全的真相,但不代表人不可以作任何判断,不过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


是次讲座名为「双雄会:圣经的社会政治阅读讲座」,由德慧文化主办,
已于七月廿五日晚上假以马内利浸信会举行,约有三百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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