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倚赖暴力（滥用武力、无理检控）、谎言（控制新闻自由、制造舆论）和耸恿群众斗群众等方法强化人们的恐惧、认命、怀疑、自私和仇恨。暴政权力不只是不平等的单边主义，反而繁衍更多的单边主义，以致它可以更全面施行它的管治。无疑，成功挑战暴政是有助阻止它营造出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但已蔓延出来的恐惧、认命、怀疑、自私和仇恨，并不如想像中可以短期内转化（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
当下我们的社会还未完全被暴力、谎言和群众斗群众主导，但从近日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言论，并临近十一国庆，我们极之担心要来的暴力、谎言和群众斗群众将会加剧。除了需要在策略上思考如何对抗暴政之馀，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保护和强化社会文化生活，免被恐惧、认命、怀疑、自私和仇恨生根蔓延。我认为这关乎初心。初心的重要，不只在于它使我们对暴政不舒服，什至敢于「破坏」，揭穿谎言；更在于不利环境下，使我们坚持我们所相信的、所肯定的、所追求的，并由此带来相关行动。
行动前寻回初心
若初心指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五大诉求，初心向我们说，不要偏离五大诉求。例如，某些包围警署、焚烧垃圾等行动就需要停止，因为他们与五大诉求没有直接关系。初心是专注之意，不要偏离。但保持初心是否必然等于不包围警署、不焚烧垃圾？有坚持初心者认为这些行动属于策略性，有助迫使政府就範。所以，他们没有偏离初心。所谓「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没有质疑五大诉求，但我怀疑单以此来理解初心是否足以在暴力、谎言和群众斗群众的主导下，能够抵抗在我们当中出现的恐惧、怀疑、认命、自私和仇恨，因为这样的初心太薄弱，只强调坚持，缺乏对生命的反思。这也解释了为何林郑月娥仍相信她提出《逃犯条例》修订的初心是好的，是善良的。所以，她坚持。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目的就是保护一国两制，不让两制免受破坏。再者，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是维护人权，因为中国没有令人有信心的司法公义。那么，我们要关注不仅是《逃犯条例》修订，更是一切侵犯人权的政策和行为。然而，以保护一国两制作为初心，似乎将初心受限于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安排，并排除了其他政治模式的可能性。容许我以最悲观的处境想像：当一国两制不再存在时，我的初心是否会因此不存在？或者我的初心是否要回复一国两制？反讽的是，林郑月娥在二○一八年国庆酒会上说，「勿忘一国两制初心。」当然，人们可以坚持维护一国两制，但这与初心没有关系。说到底，初心关乎一种生命哲学，不是一种政治立场。生命哲学的初心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取态，但一个人的政治取态不是初心。
警方在八月十一日深水埗游行期间于该区警署楼顶展示黑旗及施放大量催泪烟。（杨军摄）
初心是打开存在的外在性
最后一种对初心的理解，就是工作者回复他们所从事行业的目的。例如，有公务员以「公仆仝人，与民同行」为由，在八月二日发起集会。组织者和参与者认为公务员的初心是与民同行，不是如政府所说：「对在任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因为政府不等于服务人民。另一例子是警察：面对警察滥用武力，市民不断提醒警察的初心是「救急扶危，儆恶惩奸」、「不畏惧、不徇私、不对他人怀恶意」。反讽的是：公务员从来是维持现状的主要力量，警察也是政权权力的伸延。那么，单从行业而来的初心不一定能给予人初心，因为讲一套做一套是很多行业的潜规则。因此，我认为初心需要超越人和行业本身，以致人们可以警觉。
超越人和行业本身的初心使我联想起基督信仰提及的召命。召命不是呼召人做什么或去什么地方，只是叫人撇离具体和事实的身份和职份，让上主的思虑成为我们的思虑。召命本身已经是职份（职份不是来自社会角色和行业），其中包括自身与自身、自身与身份和角色对立，什至成为对自身和身份的一种控诉，从自我中心和社会身份的境况警觉和醒觉。因召命的缘故，初心不纯是向内寻找的过程，反而是一种打开存在的外在性（exteriority）。例如，作为警察的初心不只停在警察誓词，更要打开其存在的外在性，其中包括聆听示威者的理由、感受示威者的情感，从而可能产生对自身和身份的控诉，警察可选择按初心行动，即拒绝成为一个只懂遵守章程而所谓尽忠职守的警察。事实上，不同公务员联署声援示威者的做法已是一种对召命的回应。
弥赛亚力量与基督的来临
教会对召命并不陌生，因圣灵的能力，教会被赋予弥赛亚力量。那么，这从圣灵而来的弥赛亚力量如何让社会和个人产生盼望和救赎力量？这使我联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一段话：
逝者与活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如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们在尘世的期待之中到来，也被赋予了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这力量的认领权属于过去，想解决这种托付，代价也不低！
班雅明不是基督徒。纵使他有去宗教化倾向，但他的观点仍反映一定犹太信仰味道。若从基督信仰诠释他这话，我会有以下问题：
有如基督徒期待基督的来临，我们也是被期待之中到来。他者期待我来到，我也期待他者来到。那么，基督以什么方式到来？他者或我是又以什么方式来到？期待我来到的是谁？期待来到的他者是谁？他者对我有什么期待？我对他者又有什么期待？这些期待是合理吗？是压迫还是自由？我或他者可以或需要承担这期待吗？
原谅过去，承诺将来
就着这些问题，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施米特（Carl Schmitt）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主权就是为例外状态作出决断的人。」例外（exception）意指权力以法制和政制为施行的基础，所以他可以在法制政体以外作出决定，通过立法和发出行政命令等手段，体现他对法制政体的主权。近年来，香港人对此并不陌生。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引入「确认书」（编按：供候选人签署拥护《基本法》及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声明）和《逃犯条例》修订等都是行使例外的例子。从神学角度，基督来临（道成肉身和基督再来）是上主介入于人的事务。上主介入是例外，因为他干预由自然律所辖制的世界，并从中打开人们和世界的超越性向度。
有别于以政府代表的主权所表达的管辖和惩罚，上主介入的主权是以「原谅过去，承诺将来」。有别于政府主权受地域和时间限制，上主的主权超越这一切限制，遍地开花地在人们社会出现。基督徒或许很自然联想教会是上主主权彰显，但这种看法没有必然，因为有不尊重上主主权的教会。相反，任何人、任何群体或任何运动都可以是上主主权的彰显，因为圣灵的工作不被教会所限。吊诡的是，被政府视为破坏秩序，并被政府以例外对待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亦可以是上主主权介入的行动。事实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介入就被政权否定了。然而，不是所有社会（政治）运动都是上主主权介入的例外。其中一个考量是「原谅过去，承诺将来」。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认识上主主权介入是他主动寻找，透过宽恕人们过去并应许未来以恢复创造者与受造物的关系，从而缝合人与人之间的撕裂。上主的主权介入，转化人们也可凭借自己的集体力量，共同透过原谅过去已发生但不可回复的悲剧，并承诺未来不再发生，让尘世成为一个以友谊和善意为基础，一个可以爱和值得爱的世界。不同国家曾成立的真相委员会就有这层意思（南非、萨尔瓦多、加拿大、刚果和塞拉里昂）。
（图片来源：Telegram频道 #反送中文宣谷，下同）
被等待的为未来打开新局
第二，我们等待弥赛亚（基督宗教的将临期就反映这信念），但如此同时，我们也是别人等待的人。父母等待着孩子出世，期待着孩子创造家庭的新关系；老师等待着学生成长，期待着他们青出于蓝胜于蓝。社会等待着青年一代成长，期待着他们开拓新世界社会。我们是孩子，也是父母；我们是学生，也是老师；我们是年轻，也是年老。等待是一种盼望和一份相信，即一个人就是一个开端。就算社会停滞不前，也不能排除新的开端，因为新生就被赋予创造奇迹的力量。班雅明称这是微弱的弥赛亚力量，基督徒会说上主形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开创迎局，打破之前的因果链结。等待就是期待那被等待的带来一个新的开端，开创能力，改变世界的应许。但不要忘记，我们也是被等待，以致新的开端属于被等待者，也属于等待者。
然而，错误的期待不但增加被期待者的压力，更会消灭期待。因为被等待者不被容许带来新的开端。这有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对耶稣错误的期待（重建以色列国）。其实，我们政府的期待是消灭新开端的期待。除了香港政府将它的期待完全放在中国的发展外（一带一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没有反映一点信任。例如，叶刘淑仪在八月八日发表的评论：
即使示威者声称并无大台，但「反送中」运动反应快资源多、每日都有新行动，背后一定有「隐形、非常精密嘅大脑指挥」，「佢地话无大台，其实背后有个好犀利嘅大佬，宣传攻势、线上线下、拍短片，政府日日出来见记者，佢地即刻有人戴个口罩出来『民间记者会』，招数层出不穷，又点会没人指挥。」
重点不只是叶刘淑仪的诬告，更是她对青年人没有信任。他们只以他们认为青年人是怎么样去期待青年人。纵使政府以严刑消灭被期待的青年人，但那期待已进入世界，暴政已挡不了。弥赛亚以例外介入受造世界，并以期待的新的开端出现。基督徒将焦点放在耶稣身上，但弥赛亚也是一个符号，让没有基督信仰者也能以此诠释他们的当下。同时，基督徒群体也被没有基督信仰者的诠释丰富了他们的信仰视域。
再看初心
初心是善良的吗？初心是纯洁的吗？不是善良的初心就是被蒙蔽的初心吗？我无意在这里讨论人之初是善还是恶，但我想指出初心不是如一般人认为一种向内寻求的旅程，而是一种打开存在的外在性，以致自私和自欺会被对抗和被控告。而且，初心是一种辨识，分辨政府主权的例外与上主主权的例外，从而走出恐惧、认命和仇恨对我们的捆绑。
illustration: szetom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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