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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

寫在暴政的時代:
打開存在外在性的初心

暴政倚賴暴力(濫用武力、無理檢控)、謊言(控制新聞自由、製造輿論)和聳恿群眾鬥群眾等方法強化人們的恐懼、認命、懷疑、自私和仇恨。暴政權力不只是不平等的單邊主義,反而繁衍更多的單邊主義,以致它可以更全面施行它的管治。無疑,成功挑戰暴政是有助阻止它營造出來的社會文化生活,但已蔓延出來的恐懼、認命、懷疑、自私和仇恨,並不如想像中可以短期內轉化(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

當下我們的社會還未完全被暴力、謊言和群眾鬥群眾主導,但從近日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言論,並臨近十一國慶,我們極之擔心要來的暴力、謊言和群眾鬥群眾將會加劇。除了需要在策略上思考如何對抗暴政之餘,我們更需要思考如何保護和強化社會文化生活,免被恐懼、認命、懷疑、自私和仇恨生根蔓延。我認為這關乎初心。初心的重要,不只在於它使我們對暴政不舒服,甚至敢於「破壞」,揭穿謊言;更在於不利環境下,使我們堅持我們所相信的、所肯定的、所追求的,並由此帶來相關行動。

行動前尋回初心

若初心指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五大訴求,初心向我們說,不要偏離五大訴求。例如,某些包圍警署、焚燒垃圾等行動就需要停止,因為他們與五大訴求沒有直接關係。初心是專注之意,不要偏離。但保持初心是否必然等於不包圍警署、不焚燒垃圾?有堅持初心者認為這些行動屬於策略性,有助迫使政府就範。所以,他們沒有偏離初心。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沒有質疑五大訴求,但我懷疑單以此來理解初心是否足以在暴力、謊言和群眾鬥群眾的主導下,能夠抵抗在我們當中出現的恐懼、懷疑、認命、自私和仇恨,因為這樣的初心太薄弱,只強調堅持,缺乏對生命的反思。這也解釋了為何林鄭月娥仍相信她提出《逃犯條例》修訂的初心是好的,是善良的。所以,她堅持。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目的就是保護一國兩制,不讓兩制免受破壞。再者,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是維護人權,因為中國沒有令人有信心的司法公義。那麼,我們要關注不僅是《逃犯條例》修訂,更是一切侵犯人權的政策和行為。然而,以保護一國兩制作為初心,似乎將初心受限於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安排,並排除了其他政治模式的可能性。容許我以最悲觀的處境想像:當一國兩制不再存在時,我的初心是否會因此不存在?或者我的初心是否要回復一國兩制?反諷的是,林鄭月娥在二○一八年國慶酒會上說,「勿忘一國兩制初心。」當然,人們可以堅持維護一國兩制,但這與初心沒有關係。說到底,初心關乎一種生命哲學,不是一種政治立場。生命哲學的初心會影響一個人的政治取態,但一個人的政治取態不是初心。


警方在八月十一日深水埗遊行期間於該區警署樓頂展示黑旗及施放大量催淚煙。(楊軍攝)

初心是打開存在的外在性

最後一種對初心的理解,就是工作者回復他們所從事行業的目的。例如,有公務員以「公僕仝人,與民同行」為由,在八月二日發起集會。組織者和參與者認為公務員的初心是與民同行,不是如政府所說:「對在任行政長官和政府完全忠誠」,因為政府不等於服務人民。另一例子是警察:面對警察濫用武力,市民不斷提醒警察的初心是「救急扶危,儆惡懲奸」、「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反諷的是:公務員從來是維持現狀的主要力量,警察也是政權權力的伸延。那麼,單從行業而來的初心不一定能給予人初心,因為講一套做一套是很多行業的潛規則。因此,我認為初心需要超越人和行業本身,以致人們可以警覺。

超越人和行業本身的初心使我聯想起基督信仰提及的召命。召命不是呼召人做甚麼或去甚麼地方,只是叫人撇離具體和事實的身份和職份,讓上主的思慮成為我們的思慮。召命本身已經是職份(職份不是來自社會角色和行業),其中包括自身與自身、自身與身份和角色對立,甚至成為對自身和身份的一種控訴,從自我中心和社會身份的境况警覺和醒覺。因召命的緣故,初心不純是向內尋找的過程,反而是一種打開存在的外在性(exteriority)。例如,作為警察的初心不只停在警察誓詞,更要打開其存在的外在性,其中包括聆聽示威者的理由、感受示威者的情感,從而可能產生對自身和身份的控訴,警察可選擇按初心行動,即拒絕成為一個只懂遵守章程而所謂盡忠職守的警察。事實上,不同公務員聯署聲援示威者的做法已是一種對召命的回應。

彌賽亞力量與基督的來臨

教會對召命並不陌生,因聖靈的能力,教會被賦予彌賽亞力量。那麼,這從聖靈而來的彌賽亞力量如何讓社會和個人產生盼望和救贖力量?這使我聯想起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一段話:

逝者與活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如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們在塵世的期待之中到來,也被賦予了微弱的彌賽亞力量——這力量的認領權屬於過去,想解決這種託付,代價也不低!

班雅明不是基督徒。縱使他有去宗教化傾向,但他的觀點仍反映一定猶太信仰味道。若從基督信仰詮釋他這話,我會有以下問題:

有如基督徒期待基督的來臨,我們也是被期待之中到來。他者期待我來到,我也期待他者來到。那麼,基督以甚麼方式到來?他者或我是又以甚麼方式來到?期待我來到的是誰?期待來到的他者是誰?他者對我有甚麼期待?我對他者又有甚麼期待?這些期待是合理嗎?是壓迫還是自由?我或他者可以或需要承擔這期待嗎?

原諒過去,承諾將來

就著這些問題,我有兩個想法。第一,施米特(Carl Schmitt)開宗明義告訴我們,「主權就是為例外狀態作出決斷的人。」例外(exception)意指權力以法制和政制為施行的基礎,所以他可以在法制政體以外作出決定,通過立法和發出行政命令等手段,體現他對法制政體的主權。近年來,香港人對此並不陌生。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引入「確認書」(編按:供候選人簽署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和《逃犯條例》修訂等都是行使例外的例子。從神學角度,基督來臨(道成肉身和基督再來)是上主介入於人的事務。上主介入是例外,因為祂干預由自然律所轄制的世界,並從中打開人們和世界的超越性向度。

有別於以政府代表的主權所表達的管轄和懲罰,上主介入的主權是以「原諒過去,承諾將來」。有別於政府主權受地域和時間限制,上主的主權超越這一切限制,遍地開花地在人們社會出現。基督徒或許很自然聯想教會是上主主權彰顯,但這種看法沒有必然,因為有不尊重上主主權的教會。相反,任何人、任何群體或任何運動都可以是上主主權的彰顯,因為聖靈的工作不被教會所限。弔詭的是,被政府視為破壞秩序,並被政府以例外對待的一場社會(政治)運動,亦可以是上主主權介入的行動。事實上,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介入就被政權否定了。然而,不是所有社會(政治)運動都是上主主權介入的例外。其中一個考量是「原諒過去,承諾將來」。

在耶穌基督裡,我們認識上主主權介入是衪主動尋找,透過寬恕人們過去並應許未來以恢復創造者與受造物的關係,從而縫合人與人之間的撕裂。上主的主權介入,轉化人們也可憑藉自己的集體力量,共同透過原諒過去已發生但不可回復的悲劇,並承諾未來不再發生,讓塵世成為一個以友誼和善意為基礎,一個可以愛和值得愛的世界。不同國家曾成立的真相委員會就有這層意思(南非、薩爾瓦多、加拿大、剛果和塞拉里昂)。

(圖片來源:Telegram頻道 #反送中文宣谷,下同)

 

被等待的為未來打開新局

第二,我們等待彌賽亞(基督宗教的將臨期就反映這信念),但如此同時,我們也是別人等待的人。父母等待著孩子出世,期待著孩子創造家庭的新關係;老師等待著學生成長,期待著他們青出於藍勝於藍。社會等待著青年一代成長,期待著他們開拓新世界社會。我們是孩子,也是父母;我們是學生,也是老師;我們是年輕,也是年老。等待是一種盼望和一份相信,即一個人就是一個開端。就算社會停滯不前,也不能排除新的開端,因為新生就被賦予創造奇蹟的力量。班雅明稱這是微弱的彌賽亞力量,基督徒會說上主形象。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人都有能力開創迎局,打破之前的因果鏈結。等待就是期待那被等待的帶來一個新的開端,開創能力,改變世界的應許。但不要忘記,我們也是被等待,以致新的開端屬於被等待者,也屬於等待者。

然而,錯誤的期待不但增加被期待者的壓力,更會消滅期待。因為被等待者不被容許帶來新的開端。這有如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對耶穌錯誤的期待(重建以色列國)。其實,我們政府的期待是消滅新開端的期待。除了香港政府將它的期待完全放在中國的發展外(一帶一路),它對青年人的態度沒有反映一點信任。例如,葉劉淑儀在八月八日發表的評論:

即使示威者聲稱並無大台,但「反送中」運動反應快資源多、每日都有新行動,背後一定有「隱形、非常精密嘅大腦指揮」,「佢地話無大台,其實背後有個好犀利嘅大佬,宣傳攻勢、線上線下、拍短片,政府日日出來見記者,佢地即刻有人戴個口罩出來『民間記者會』,招數層出不窮,又點會沒人指揮。」

重點不只是葉劉淑儀的誣告,更是她對青年人沒有信任。他們只以他們認為青年人是怎麼樣去期待青年人。縱使政府以嚴刑消滅被期待的青年人,但那期待已進入世界,暴政已擋不了。彌賽亞以例外介入受造世界,並以期待的新的開端出現。基督徒將焦點放在耶穌身上,但彌賽亞也是一個符號,讓沒有基督信仰者也能以此詮釋他們的當下。同時,基督徒群體也被沒有基督信仰者的詮釋豐富了他們的信仰視域。

再看初心

初心是善良的嗎?初心是純潔的嗎?不是善良的初心就是被蒙蔽的初心嗎?我無意在這裡討論人之初是善還是惡,但我想指出初心不是如一般人認為一種向內尋求的旅程,而是一種打開存在的外在性,以致自私和自欺會被對抗和被控告。而且,初心是一種辨識,分辨政府主權的例外與上主主權的例外,從而走出恐懼、認命和仇恨對我們的捆綁。 

illustration: szetom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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