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香港因反修例條例所引起的示威已持續五個月多，遊行及集會權利被收窄，不少學者亦認為種種跡象反映香港現時正趨向極權管治，香港人民主及自由的權利正大幅度被收窄，我們如何能在此時仍對現時的政治環境抱有希望？最近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博士在一場講座上以「絕地種花 希望政治」為題分享，他指若果我們只把希望定義為單一及狹窄化是否一定能夠落實「五大訴求」本身，便會易於陷入絕望的局面，反而應該尋求能滋長生命力的盼望。
許寶強（鍾礎熙攝）極權政府令香港跌入道德人性危機
許寶強先指現時香港正面對道德人性的危機中。所謂「人性」，是指人有創造性，可以活用工具改變世界，令生活的地方變得更為宜居；人亦有群性，所以因有其他人的對照而能建立群體的道德及追求真善。他提到曾有一位博士生，在荃灣示威中不怕被拘捕，仍然因在場另一位年輕的示威者受了槍傷，而衝上前打算救助他。這些「勇武」的前線抗爭者，他認為可謂之「勇」，是指對他人的承諾有所負擔，並且會在行為上兌現「齊上齊落」。可是，政府卻不斷怪責示威者破壞香港的經濟發展，強調「搵食」甚至比人性更重要，反而是希望藉此抹除香港人的人性。
極權主義的入侵，許寶強指這是一個要將人性改造的計劃：透過反對遊行及集會，以及使用武器或各種方式去提高市民參與公眾集會的成本，務求取消他們介入公共的能力；又透過鼓勵舉報，或利用臥底滲透，為要破壞示威者之間的互信，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政府及警察亦不斷否定其他專業，令社工及醫護不能在衝突期間執行其專業。
攬炒是為了追求新的生命意義
抗爭愈演愈烈，但政府卻沒有回應市民訴求，甚至使用武力打壓，民眾開始醞釀「攬炒」，若政府只作打壓，那麼市民也只能與政府同歸於盡。前線抗爭者開始立下遺書，許寶強指他們並不是求死，卻是求生，期望「光復香港」，在新的香港中追求新的生命意義。同時，政府亦想「攬炒」，卻是因為建制一群不能坐享「收成期」的得益，而向香港的年青人作報復。
許寶強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博士的問卷調查，指現時更多市民接受激烈行動，因為政府的回應不斷破壞人本身應有的人性，這甚至令一些較為「淺藍」、親建制的市民也會因此改變立場，轉為反對政府。另外，雖然在絕地當中，但市民仍是在為民主運動種花，自六月的示威活動起，調查顯示有更多的青年人願意參與公民活動，以及關心社會，包括捐款予慈善機構等。
將希望放於抗爭者的實踐而非成效
許寶強指出，現時年青人的希望愈來愈匱乏，一方面因貧富的差距而令不同的人實踐希望的機會不均等；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只追求單一向上流的價值，只有做到某種行業才算為成功。社會要求年青人「捱得」，同時要抱有希望，但在物質上卻不能給予回報。根據調查指，青少年近十年間的薪金並沒有增加，即使他們有多努力，回報卻不成比例，令所謂的希望不斷被延後，而且，最後令青年人永遠不能夠實踐理想。
社會為年輕人定義快樂、美好的生活，一旦年輕人不快樂，政府卻鼓勵要盡快回復正常。何況人本有七情六慾，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人便應該感到傷感及憤怒，太快要求回復正常，只會壓抑著自己的情感。故此，他認為在這場示威中，希望不應只被單一化及狹窄化。許寶強提出兩種希望，一種是以目的為本的希望，例如是「五大訴求」沒有回應便將行動升級，務求訴求有一日會達成，但是這種狹窄、單一的希望卻容易變成絕望。相反，另一種希望則是重視過程中有否令生命力滋長，若果在行動的過程中，能使我們不斷成長，並且更有能力在公共領域中行動，這才不斷加添希望。
許寶強再詳細說明，現時抗爭最終會否達至成效需要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社會大環境的變化，例如是中美貿易戰及中央政府的取態；二是偶然或意外因素，如是次抗爭也是基於一條偶然出現的「送中」條例才會出現；最後是抗爭者的實踐。所以，抗爭最後是否成功，除了抗爭者的實踐，更有其他因素會影響成效。若只將希望擺放在運動是否成功，則容易失望，反之我們應將希望放於抗爭者的實踐，做好本份。許寶強亦鼓勵大家需參考其他國家的民主進程，她們需要幾十年甚至數百年的爭取，以及等待到某一個歷史時機才有機會達成。而現時，他指不應在任何的體制上放棄，並且要保持應有的專業。若是信徒們，便要特別在極權底下，做好信徒應有本份，不應因壓力便輕言放棄。
是次講座是由沙田浸信會信徒神學裝備學院主辦的「『逃？不了。離不開』：盼望中的作為」系列講座，已於十一月八日於該學院會址舉行，約六十人參與。講座進行期間，踏進晚上八時正，大會響應網上呼籲，與參與者一同為因墮樓離世的科大學生周梓樂默哀兩分鐘。
大會一同為周梓樂離世而默哀
許寶強亦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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