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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社运诱发全民倦怠
毛乐祈骆颖佳拆解情感政治与恩典视野

近几个月来逆权运动未见平息,有些香港人在此期间容易感到倦怠、或有抑郁等情绪问题。除了邀请社工、教牧作即时心灵急救工作外,现代社会似乎有更深层的结构性成因,诱发情感失衡的现象。

当不同政治阵营的资讯传播泛滥,有些人即使不在冲突现场参与,亦会倾向使用不同社交媒体及直播平台观看。在科技便利的世代,其实亦深深塑造我们日常追求快速与操控性的意识形态。这种内蕴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生活操作,在要求我们需「做得更好」的同时,又需压抑「不理性」的情绪来成就自我,最终我们的生命出现倦怠。而当一有社会事件作为触发点时,这些盘根错节的深层成因,却导致都市人产生更多负面情绪及精神病患。

要拆解这一系列的深层问题,可参考早前德慧文化举办的两场系列讲座,邀请台湾《校园杂志》副主编、作家毛乐祈与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高级讲师骆颖佳博士对谈有关研究,本文则把两场讲座的内容综合细述。

科技本质并非中性

要谈资讯便利对社会的好坏,首先要从何谓科技的本质谈起。很多人会以为科技便等同工具。从事媒体工作的毛乐祈,引用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作类比,使用不同媒介如电视、电台、报章等,本身亦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信息,如文字、影像、声音所表达的信息各有不同,故此不同的媒介并非只是工具,而是内蕴地表达信息的载体。毛乐祈借此表达科技本质上并非中性,亦有一定意识形态取向,而且会改变人类互动、组织和思考的方式,进而形塑社会结构、信仰倾向与世界观。

骆颖佳指出近年很多哲学家、人文科学学者开始关注科技不单改变人类的生活,更是改变人的定义;更有学者认为人类将迈向半人半机械结合体(cyborg)的阶段,不少荷里活电影亦有这类科幻想像。他认为纵然现实未如电影夸张,但现代人确是已将一些本能倚赖在科技产品上,包括交通导航、沟通,什至记忆本身。他指面书每日均有一些「回忆」功能,提醒用家在过去的时间曾有哪些帖子互动,「这过程中最恐怖的地方是,FB会选择性告诉你,什么是你值得与应该记住的记忆。」

「假如现在市面上推出一部比现时更慢、更低储存量的手机,你猜想这部『新机』有没有人愿意买?」骆颖佳借此指出科技本身强调着追求更快、更方便、更进步的意识形态,什至强调要操控,如电脑系统本身是为了控制其他硬件的运用而产生。在科技产品遍布社会下,他自觉自身的性格也开始被塑造得没有耐性,忍受不了别人说话缓慢。

把人异化与去神圣性的现代社会

毛乐祈指出,「科技使我们的生活不再有神圣性,结果让我们愈难感受上帝的恩典」。他引用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解释,认为西方已从一个「附魅」(enchanted)社会,即相信万物皆有上帝主宰,转向一个「内在性框架」(immanent frame),即人类可以单纯以物质定律、科学理论解释一切,上帝在其中不再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在科技社会下,人类虽然在一起生活,却感到孤独(connected but alone)。毛乐祈指这明显反映在现代人即使坐在一起吃饭,也各自拿着手机,反而不重视以肉身与别人建立关系。虽然科技会使我们增长知识,却失去了实在经验的体会。「例如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知道香港最高的山是大帽山,但却不多人有真正上过大帽山的经验。」

另一个科技社会下的负面影响,毛乐祈认为是把人异化。他引述十九世纪末美国管理学家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中指出,工人的个体判断被客观的科学理论取代,结果是人在工作中被异化为如同机器零件的单元,重复的工作亦使人很难感受工作本身具备神圣的意义与满足感。在科技社会中的基督教,他认为亦带来信仰的异化。大多数人在科学理性主导、去魅化的世界,觉得所有宗教都是相同地,为了我们能成为好人的「道德性」;现代人更重视宗教本身能否为自己带来平安、快乐的「疗愈性」,上帝不再是介入生命的主,而只是自然神论(deism)如同布景板般的存在。

肉身沟通的重要性

着有《后现代拜物教》(FES Press)的骆颖佳提醒,科技在现代社会是有被偶像化(idolised)的倾向。他指出偶像除了不同宗教的神像外,在旧约中亦指当一样被造之物等同上帝便是偶像。「当科技控制我们的生活,什至使我们不能经验上帝的恩典,已与偶像无异。」他指出科技的特性是帮我们能准确地预测很多未知数,如天气报告能减低人类生活的风险,予人觉得天气是能控制的。「但信仰(faith)本身是充满不确定性,这才需要信心去仰赖上帝。科技使我们生活的风险减低,却同时抹杀我们的心的敏锐度、抹杀我们能在生活看见对经历上帝的恩典与救赎。」

回应毛乐祈指现代人关系疏离的现象,骆颖佳指出基督信仰本身便是一种身体神学,需要面对面与人接触;相反现今如WhatsApp、面书这类社交工具的沟通,却是一种离身经历(disembodied engagement)。他认为这类看不到对方、只倚赖文字的沟通,不自觉地把自身与对方的关系消除,最后易于擦枪走火而导致争执。他指最近社会运动期间,人们在互联网很容易因对方所发的「短讯」与自己的政见不同而引起情绪,他认为沟通需要牵涉情感与关系。「在网络对话,可能只是自说自话。」

被操控的情感政治

在科技社会追求过度劳动、追求绩效和生产力的社会下,往往使我们的生活感到倦怠。毛乐祈引用犹太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的观点,有别于传统人与大自然皆从属上帝的自由,科技为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带来规範,人被约化为生产的工具。而至于现今科技发达的廿一世纪,社会不再是一个由外而来的规训压迫,而是变成一个由内给予自我压迫的社会,是源于「政治、经济的系统暴力、资本主义的剥削」。他以现代社会的精神痛苦为例,都市人易陷于精神低潮,其核心是功绩化社会与其内蕴的资本主义提倡的生产模式,不断自我要求人要做到最好,才能适者生存;一旦达不到要求,便容易患上忧郁、焦虑、强迫等精神病。

骆颖佳再用当代哲学解释上述的观点,指近代哲学思潮开始思考社会经济制度是如何影响人的情感,什至认为一些精神病患的成因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催迫而成。他指当代韩裔哲学家韩炳哲(Han Byung-Chul)有关《倦怠社会》的研究,指现代人的精神是一个功绩主体(achievement subject),由小到大不断被灌输「你不够好,所以人要不断增值」的理念,所以现代人的一生是要不停追赶更高的目标,由学生的考试成绩,到成年人是否找到高薪厚职来买楼,这背后都有一套经济生产模式在主导着我们要「力争上游」的竞争思维。

与此同时,在文艺复兴、理性主义抬头的西方传统以降,情感被标签为「非理性」,一般被认为是需要操控。故此现代人的情感不断被要求压抑,很多服务业工种更要求员工无论在什么状态都要保持着笑容,这种行为与情感的撕裂,往往导致都市人生活更加疲累,精神亦出现异化。骆颖佳又举近几个月的香港社会运动为例子,市民看见一些凶暴与不公的场面,一般都有哀伤、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在未妥善抒发这些情感之先,有些教会对此的回应却是「叫你乐观一点,要仰望上帝」。他认为这源于科技社会的操控思维,最终把生命扭曲。

回到恩典的属灵操练

毛乐祈指出,在科技社会下要面对人无法被满足的欲望,核心是要回到恩典。他引用东正教神学家施梅曼(Alexander Schmemann)指,人类堕落的原因不是如同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的骄傲悖逆,而是在根本上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他认为信仰不应只是认知知识上的教导,而是有血有肉、具行动力的真理;生活上可更多连结受造万物,如他在家中与孩子花时间包饺子、做馒头,这与从超市购得相同食物的经历亦有所不同。

同时在面对灵性的休息上,亦需要归回恩典,毛乐祈建议会众可尝试观察身边最平常的动植物、石头,什至是正要吃下的食物:用心去看,用身体所有器官去仔细观察,用手摸、用鼻子闻、用眼睛细看;写下你所发现的,最后写下值得感恩之处,让生活进入恩典的故事中。他引用心理学家埃蒙斯(Robert Emmons)研究后证实,「感恩的心」乃是良药,注重感恩能改善人的免疫功能、较少生病、睡眠较好,并且降低滥用忧郁和焦虑等药物的风险,生活满意度较高。

骆颖佳和应毛乐祈的说法,指信仰是透过肉身,而非电脑,才会充份被演绎,例如有关公义与爱的价值,必须透过自身生命去实践。他亦指信仰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慢活,这是在急速的科技社会需要学习去适应。他亦引用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置悬」(inoperative)的观念,指出我们若将一些生活上惯性东西停顿,便能找到生命的更多可能性。骆颖佳指这观念其实与基督教提倡安息日的操练相似,安息是为了创造空间,聆听上帝跟我们内心对话的声音,重新体验上帝带领的生活。「在生活上开始学习过得缓慢、学习专注眼前的事,我们会发现,其实生活上不需要太多资讯。」

不应承受过量密集式的情感能量

在答问环节上,两位讲者被问及在逆权运动期间,不少市民或因在社交媒体观看冲突现场的直播影像与新闻,而令自身情绪低落与抑郁,身处这种情况应如何面对。较熟知香港状况的骆颖佳分析,是次运动中两边阵营的参与者均利用不少文宣、煽情的报道,什至假新闻来团结自身群众,以憎恨对方作为动员力。这几个月来香港市民在社运发展中更是讯息泛滥,我们往往承受过量密集式的情感能量而不自知,「正常人都顶唔顺」,故此容易诱发情绪问题与精神创伤。

骆颖佳提醒,若果我们发现自身因在社交媒体接触太多资讯,精神与情绪开始承受不住时,便应为自己接受资讯的工具与数量设限,「唔好睇咁多」。他认为科技使资讯流通便利,往往促成一种错觉是,以为我们有能力吸收所有资讯来掌握全局,但人的情绪与承受力是有限。他认为在逆权运动中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精髓,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这场运动的位置,量力而为,不需要在每件事情上都放大自己的角色,也要有容让局势有不同变化的心理准备。

当情绪抒发带来转化性力量

毛乐祈则认同在社运需让情绪妥善抒发的重要性,包括我们常压抑的哀悼,以及对身边的人表达关怀。即使活在急速节奏中,他指我们可刻意拨一些时间抽离,作一些散步、意识省察的练习。在过程中让上帝进入我们的心,了解上帝同样明白我们身在乱世的感受,同时亦知道自己的限制,自然会感到心安理得。在让情感休息的操练中,他指圣经中亦有许多可以向上帝表达抱怨、哀悼的经文,例如诗篇与哀歌。他引用毕德生(Eugene Peterson)指我们是能在祷告中把这些感受交付给上帝,「当我们为伤害祷告,祷告会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同在,让我们明白,神有方法处理,远比我们所想的更好。就算祷告得不好,也比不祷告好。」

对于逆权运动中教会的角色,骆颖佳补充肉身「在场」的重要性。他指当身体面对面表达集体哀悼等情感,带来的是对整个现实群体的互相支援,情绪亦能安顿转化,这点是虚拟世界的牧养永远无法做到。「集体哀悼不是如无神论者般只谈休息,基督教的哀悼是能转化成抗争的责任主体,如旧约中先知表达对国破家亡的哀恸,叩问上帝为何会这样,从而成为转化民族伤痕的动力。」他认为教会需思想如何与受众在现实的感受同行,从而带来医治性转化。在这场运动中群众的「集气」与团结(solidarity)大会,亦让群众的情感有抒发的空间,「顺返条气」,他觉得这点亦是教会值得细思的方向。

是次系列讲座名为「小老百姓神学讲座——尘世生活中的恩典视野」,两场题目分别为「科技社会中消逝的恩典视野」和「倦怠社会中的灵性操练」,于十月廿四及廿五日晚假香港宣教会恩磐堂举行,两场各有约四十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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