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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的抗疫見證

踏入二○二○年,全球正處於混亂荒謬當中,尤以香港為甚。武漢肺炎,最早於二○一九年十二月卅一日被官方通報,隨即迅速地擴散至不同省市與香港,泰國、日本及韓國等也出現確診病例。筆者曾於二○○六年撰文,分享「非典」(SARS,沙士)侵襲香港時,本地教會同心抗疫的美好見證。回顧歷史,十七年後,香港教會又怎樣應對可能出現的持續「人傳人」疫災?原文(節錄)如下: 

面對多變世代,突發的自然災害、突至的傳染疾病、全球化的恐怖襲擊與反恐戰爭、經濟的急速變化,這一切造成社會極大的不穩。教會身處其中,如何勇敢地站出來面對,積極地以信仰的社會功能,化解危難,從而促進社會的安定,這正是本文所探討的。本文嘗試以二○○三年,國內及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香港教會期間發揮的社會正面功能,作為個案,以供參考。 

一、應對疫情 

當世事愈來愈不確定,廣州一位「非典型肺炎」病人來港,就令香港社會陷於恐慌,更促使「全球防炎一體化」,充份展示「災難全球化」的威力。現代人原先以為可控制發展的科技與經濟世界,誰知道偶發的非典型因素卻把人拋玩於疫情當中?

面對來勢洶湧的疫情,教會有三種應對的取態:否認、自保或出海。 

1.「未曾留意」 

教會面對突發的災難,第一種是採取否認態度,可稱為「未曾留意症」(not noticing syndrome)。基督宗教人士看本身信仰是「出世的」,只重視個人靈魂死後的歸宿,宗教信仰不涉及社會的功能:既然耶穌基督福音的信息是不變的,人的罪性也是不變的,於是教會毋須關注社會與世界。更有部份宗教人士簡化地視一切文化思潮為敵擋宗教信仰,二分地劃分俗世與神聖,於是信仰的教導與實踐,完全與社會脫節,未能處理信徒在社會急變中不安的內心掙扎,後果便是信仰被低貶為「落伍」、「守舊」,甚至「反智」! 

當非典型肺炎初期爆發,香港政府官員正是犯上「未曾留意症」,更虛稱疫情只局限在醫院之內,未擴大至社區。及至政府官員肯面對實情,不再否定,社會整體已為此付出了甚高的代價!這正好反映人只喜用個人的「安全視野」,認識外在世界,拒絕涉足未知的水域。正因如此,專業工作者(包括教牧在內)安份守己,慣性地採用傳統或所屬群體的主流觀點處理問題,未必能解決問題。「專業盲點」有時使我們未能全局審視,作出系統思考,從而適切對應危機。 

2. 堡壘防守 

教會第二種應對,是信仰群體深知巨浪即至,採取「堡壘防守」,堅守本身資源,設法抵擋外來一切的沖擊。此種自保求存的做法,初期確實奏效,但災難如果延續一段較長日子,只求自保,很可能使信仰群體陷入孤立主義,不能與社會各界攜手合作,共同抵擋災難,結果是個別堆起的沙丘堡壘難逃浪濤淹沒。 

每當社會發生重大災難時,教會不能採取「獨善其身」或「明哲保身」,只關切本身群體的安危,卻不結連同樣面對災害的民眾。應團結力量,一起抵禦,從而在救災、賑災事工上,達成更有果效的應對。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曾言:「如果船長的最高目標是保住他的船,這艘船永遠出不了港。」船隻被造的目的不是停泊於港口,乃是向大海航行;基督宗教最能發揮本身的社會功能,往往是波濤洶湧的大海——宗教的正面功能正於水深之處展示出來。 

3. 敢於出海 

教會第三種應對,不是「棄船式」逃離現場,失卻見證信仰的契機;乃是因著信仰的動力,敢於出海,面對災難。 

海德格看真正的存在者,是與真理同行的,是一位真實「臨在世界的存在者」(being-in-the-world)。教會勇敢走出「這裡真好」的安全領域,進入變幻莫測的「那裡」(there),教會才能與廣大群眾「同在」(with-ness),這就是教會群體進場的「見證」(witness)。 

二、抗疫見證 

筆者整理二○○三年「非典」期間,香港教會如何主動與自發地,作出適切的回應,而其中若干原則,可供宗教團體借鏡。二○○三年三月「非典」香港爆發,直至六月廿三日世衛公佈把香港從「非典」傳播地區中除名,港人生活才能回復正常。在百多天的「非典」恐懼下,香港染病共1,755宗,累積死亡共299宗,一段時間學校要停課,淘大花園居民要隔離,彷彿人人自危,社會內瀰漫著憂慮與恐懼。在社會危機中,正是教會展示其社會功能的四方面:安穩人心、預防指引、關懷扶助、忠於職守。 

1. 安穩人心 

每逢災難發生,宗教的論述呈現兩方面不同的詮釋;不健康的宗教詮釋看災難為「天譴」、「上主的審判」或「世界末日論」等,而健康的宗教詮釋則有助人們積極面對災難。 

教會在災難事故中,重要的不是為目前的苦難作出合理的解說,反是從堅實的信仰中,建立信心與盼望,以勇氣代替懼怕來面對禍患。在非典期間,香港不同教會團體紛紛舉行公開祈禱聚會,安定人心:

2003年

教會組織

活動

3月30日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

「不要怕!只要信!」香港基督信徒聯合祈禱會

4月2日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為香港求平安」聯合祈禱會

4月2日

合一僕人團隊

嚴肅會

4月4日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教會同心求平安」禁食祈禱會

4月28日

大衛城文化中心

「香港教牧合一禁食祈禱會」

2. 預防指引

三月中,香港傳媒廣泛報道「非典」爆發,香港教會更新運動聯同五十二個教會團體於三月廿九日在報章上刊登「教會同心求平安,信徒奮力抗肺炎」聲明,同時提供《非典型肺炎期間堂會聚會指引》,作為教會應變指引,可安心聚會。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於三月卅一日報章上刊登「在非典型肺炎蔓時,願主耶穌親自安慰保護你」聲明。教會就突發事件,迅速作出正面回應,向社會傳遞重要信息:教會樂意與社會人土一起面對災難。教會不是不問世事,與世隔絕,乃進入現場,配合政府公共政策,作出適切的回應。

在「非典」個案急升的日子,香港若干地區教會,如牛頭角或沙田,有些教會於緊張時期暫停聚會,為的是減少信徒可能感染的風險;較多堂會停止兒童與長者活動,只保留主日崇拜。在人心徨徨的日子,基督徒同樣憂心萬一聚會時,不幸地受到「非典」傳染;教會恰當地作出預防措施:提供口罩、勸籲身體不適者留在家中、教會場地保持空氣流通等。堂會的衛生預防教育,包括提高信徒的警覺,又促使信徒能安心聚會。

3. 關懷扶助

教會除了做好防禦控制措施,另一方面教會要教導信徒克勝非理性的惶恐,更積極地在災難中作見證。

William H. McNeill於《瘟疫與人》(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提醒世人,人類的歷史正是不斷與傳染力極強的病毒作戰。歷史上出現的瘟疫固然可怕,但我們仍可從過往的歷史中學習功課,以信心、愛心與理性勝過災難。當羅馬帝國爆發瘟疫的日子,McNeill讚揚初期教會的基督徒,留守在疫區照顧病人,提供簡單的食物與飲水;他們這份視死如歸的服侍病人心志,有助基督福音的傳播。

余達心回顧初期教會事奉的榜樣,引述二六三年亞歷山太城爆發瘟疫的感人史實:「……一場瘟疫緊隨戰爭而來。……我們大多數的弟兄表現了極度的仁愛。他們互相扶持,勇敢無懼地去探望病者,不斷地照顧他們,在基督裡服事他們。他們甘心染上鄰舍的疫病,受他們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顧病者時得病死去。……我們當中不少最優秀的弟兄,包括一些長老、執事及備受尊敬的人便是如此捨生的。」(《事奉的人生》,271頁)正是身處危亂之中,考驗基督徒是否只有「宣講」,卻欠奉「行動」?

四月一日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推出關心熱線及關心網站,並送出十萬個口罩予有需要的基層人士。四月十四日由教會關注失業行動衍生而組成的教會關懷香港抗炎聯合行動,並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擔任聯絡機構,動員信徒參與民政事務局倡導「全城抗炎大行動」(四月十九日)。不同堂會安排信徒參與清潔行動,清洗堂會所在之樓宇或附近社區,特別關注獨居長者的需要;約有五十多間教會參與全城抗炎行動,為獨居長者清潔家居。

四月廿一日舉行的教會關懷香港抗炎聯合行動晨禱會,主題是「永懷復活盼望、確信起死回生」,期間印製了「關懷香港、團結抗炎、互助祝禱、主賜平安」橫額供不同教會張掛。期間,有不同教會團體鼓勵信徒捐款,支持不同的「抗炎基金」,如支持《南華早報》的「護盾行動」,購買全套保護裝備,支援前線員工。

五月一日,「擁抱香港委員會」於香港維園舉行「擁抱香港——重建這城52天」行動,為香港守望祝福。首天行動,特別為飲食業人士祝福,推動「齊齊出街食飯」,活化香港經濟。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於四月初,成立了危機支援處理小組,並與香港理工大學及瑪嘉烈醫院合辦聯合抗肺炎行動之「關懷熱線」。因著不少感染病人受到隔離,家人不能往病房探望,「網絡關懷行動」與基督教聯合醫院分別推出「病人家屬視像服務」,透過關懷,強化與提升病人抗炎鬥志。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進行社區關懷行動,向有需要人士提供心靈關懷。

另外,重災區附近位於牛頭角下村的中國基督徒佈道會中基堂,於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卅一日,為牛頭角下村十三座和十四座長者,推行一項名為「同甘共苦我共你」的活動,內容包括向居住上述兩座大廈內的長者免費提供湯水和生果、清洗兩座大廈、安裝風扇改善通風效果、向居民派發口罩和進行社區教育等。

五月廿五日「教會關懷香港抗炎聯合行動」,舉行「SARS離世者平安禮拜」,透過追思禮拜形式,讓非典離世者家屬及親友,不論其宗教信仰,內心傷痛得著安慰。

從上述行動說明,教會在災難中,具體地以愛心行動,扶助關懷社會裡有需要人士。當時勢愈艱苦,宗教信仰產生的行動更為明顯。

4. 忠於職守

非典期間,另一項教會向社會提供,就是專業工作者忠於職守的價值觀。最能表達忠於職守的價值,莫過於卅五歲謝婉雯醫生的見證,當然,還有其他醫護人員等。

謝婉雯醫生是疫潮中首位殉職的醫生,她與不少基督徒醫護人員自願請纓走進高危病房,為病者服務。四月三日,謝婉雯醫生因救治非典病人而感染發病,與病魔搏鬥四十天後,至五月三十日離世。她捨身救人的榜樣,在社會上造成正面的迴響;她離世後,更被稱為「香港女兒」!

從謝婉雯醫生的動人見證,正好說明信徒「身在現場」,忠於職守的重要;基督宗教可塑造一群不畏死亡,肯捨身救人的專業工作者。惟有信仰的超然關注,不是以「今生今世」為終極,乃以天國彼岸為依歸。面對突發災難,社會需要有專業工作者並非陷入驚恐當中,乃是腳踏實地維持社會秩序,使一些必須服務可如常運作。宗教力量,就在於使信徒有勇氣面對災難帶來的挑戰,忠於職守,沉著應對。

回顧歷史,此趟武漢疫情突然於內地爆發,再加上有關確疹數據,出現延遲通報或隱瞞真相,防控工作令人存疑。政府官員為求政治正確,未曾專業地果斷地截斷與隔離來自武漢與鄰近地區的入境人士,港人只能自求自防。教會能否配合政府,特別處於現時普遍對政府信任度極低年代,叫人存疑。就安穩人心的災難論述,二○二○年中港惡劣關係中,天譴論或審判論必有更多港人認同,我們也難以否認。倘若疫情變得更壞,筆者不肯定香港教會能否如二○○三年那樣同心,作出美好的抗疫見證?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站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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