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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不是藥方:提防基督教式的「符水治病」

在十九世紀沙俄時期的基輔郊區農村裡,住著一名敬虔的寡婦;她天天禱告,熟讀聖經,在牧區裡夙負盛名。有天,她得了大病,她的家人便請來醫生為她治病,她卻拒絕,說:「耶穌必親自醫治我。」她的家人深感懊惱,就請神父帶同修道院的醫生去看望她,但婦人仍拒絕,說:「耶穌必親自醫治我。」神父甚為擔憂,就去信基輔主教,基輔主教帶著一名基輔的醫生,乘坐馬車去探望婦人,婦人就生氣並拒絕,說:「經上記著說:『宜彼此認己過、互代祈禱、以得疾愈、蓋義者勤求、厥力乃鉅』(參雅五16)我等只須祈禱,不必醫生!」說罷便突然暴斃。她拒絕教友在主內的關心與幫助,以為依從聖經的字面經文即可治病,結果一命嗚呼。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惡化,恐慌情緒亦在香港教會中散佈。由於網上一度傳言指此肺炎源於進食蝙蝠,故近日Facebook及WhatsApp上不少信徒紛紛轉載一段文字(見下圖),聲稱舊約聖經早已「記載了為甚麼會有疫情,怎樣應對疫情,以及疫情得救治的路」,並引用利末記的食物的潔淨誡條、病人隔離和衣物處理的規則證明聖經如何「大有智慧」。然而,高銘謙教授早已撰文指出,利末記禁止食蝙蝠並非出於衛生理由,而是由於蝙蝠「是唯一的哺乳類並懂得飛的動物」,「在天、地、海的分類上有越界的情況」,故被視之為不潔。

聖經不是藥方、不是疫苗、不是醫學期刊。保羅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三16),他卻從沒說過聖經可以用來防疫和治病。或許,聖經部份教導的確與公共衛生及醫學知識相關(例如保羅勸人不要醉酒),但這絕非聖經所關切之救恩要道。將聖經誤用於其他範疇,在哲學上稱之為訴諸錯誤權威謬誤,猶如求莎士比亞寫首七言律詩,或向李白請教英語文法一樣荒謬。監督或主教不是病理學家,牧師或神父不是醫生,會吏或執事不是護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故教會若對衛生防疫有所疑惑,當請教醫護人員及防疫專家,而非大放厥詞。

我並非主張信仰與生活割裂,但將信仰誤用於不當範疇,就是迷信,與喝符水治病無異。信仰當然應當實踐於各方面,以將上主之愛帶給世人。醫護以基督之愛照顧病人,教師以基督之愛關心學生,即為信仰實踐。聖經所提供的,僅為一般的宗教道德原則,而非特殊的專業指引。所以用聖經討論政治道德是理所當然的,但斷章取義以聖經經文去主張某種政制或某個政權,就是荒謬絕倫。既然你不會拿著聖經來教微積分和一階邏輯,為何你又會拿著聖經來教人防疫呢?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一場由「符水治病」的迷信團體引發的大型民變,就是東漢末年的黃巾之亂(公元184至205年)。東漢末年,朝廷宦戚專權、賣官鬻爵、貪贓枉法,強加苛捐雜稅,地方豪強兼併土地,令民不聊生;於是張角創立太平道,招攬信眾,起兵生事。據《後漢書》所載,「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列傳》)。結果釀成黃巾之亂,直捲關東八州,削弱東漢勢力;平亂後州牧擁兵自重,形成州牧割據,加速東漢滅亡,迎來現在電腦遊戲愛好者最喜歡的三國時代。符水不僅沒有醫治病人,反而為整個國家帶來更大的禍患。

我們若誤用聖經,以拜神的心態去看待基督信仰,就與符水治病之民間信仰無異;不但未能防疫,反而是在向前線醫護人員抽後腿,將視線由原來科學和醫學的防疫知識轉移至「聖經治病」、「聖經防疫」的討論之上,猶如香港過往一直有人將社會政治議題轉移視線為風水命理問題一樣。當我們恥笑對方是「神棍」、「未食藥」、「迷信」和「拜偶像」之時,我們更加要謙恭近主,省察自己有沒有把聖經偶像化為靈丹妙藥,而非不假思索在社交媒體隨意轉載「符水治病」式的信仰內容農場文章。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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