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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禁聚法规与自由警觉

三月底,特区政府宣布禁止公众地方四人以上的聚集,以加强社交距离控制,期望阻止疫症传播。然而,相关规例的订立过程显得仓卒,周五傍晚宣布措施大要,周六凌晨发出新闻公布,但到周六晚上措施生效前数小时,相关规例才正式刊宪。社会上对于这些措施的抗疫目的,并无异议;然而在执行细节方面,即使法律学者亦指规例有不清晰之处(见今期第三版报道),社会大众对于如何不会误堕法网自然更莫衷一是,感到部份细节难以实行。

由于规例在主日前的晚上才刊宪,此前信徒教牧在社交网络的讨论,更是炽热:有担心于宗教自由有损,有质疑宗教场所是否公众地方(尤其是本地不少位处二楼的教会,其主要开放对象为会友而非公众),更有怀疑当局将事情说得含糊,而让宗教团体一旦有活动爆发传染而成为众矢之的。

必须指出,自年初疫症爆发以来,本地教会群体的抗疫意识一直有增无减。不少堂会将主日崇拜改作网上播放,取消其馀各项现场聚会。至于少数仍然开放主日崇拜让会众参加的,抗疫措施也是样样不缺:由在门口探热阻止发烧者进入、派发口罩与酒精搓手液,到加阔座位之间的距离,彼彼皆是。禁止公众地方四人以上的聚集以对抗疫情,对教会群体——以至任何一个宗教团体——都肯定是影响重大的。但对教会群体而言,问题的重心并不在抗疫(这其实早成共识无人异议),而在于「公众地方」的定义有否被无声改动,进一步放宽当权者登门入室查禁驱散的门槛,以致为近年早已愈见失衡的公权民权对立局面火上加油,祸延宗教自由。

关于民权被打压,过去大半年的逆权运动,例子罄竹难书。民间社会对于抗疫措施会否被当权者滥用,这份忧虑自然不难明白。尤其是在措施生效后,有「黄色经济圈」的知名食店被警方不断巡查,什至有半小时内两度巡查的情况,让店方不胜其扰,于社交网站高调呼援。当权力制衡失效,每一次可能搬动官民界线的措施,都肯定会触动香港社会的神经线,关心所享有的自由如何得以尊重,以至得以捍卫。民间社会这份珍惜自由的自我防卫意识,跟数月以来见证于共享口罩和漂白水的抗疫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据民调显示,自去年反送中运动至今,特区政府的民望低处未算低,其中警民关系更是跌至冰点。即使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港爆发以来,多场大型群众集会均只能取消,但根据最新民调,这段日子港人的民主诉求依然有增无减,要求行政长官辞职的受访者最新比例更达六成三。疫情问题只能科学解决,政治问题亦只能政治解决。面对变化急剧的疫情,民间社会没必要因为一些有科学根据的防疫措施源于政府,而将之轻视什至忽略;但每一道新的法规会否成为当权者新的越权诱惑,民间社会却实在不可不慎。教会群体亦应知所辨别,小心应对,在健康疫境与政治逆境里,与受苦受逼迫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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