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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信仰的根本
——第1708期陈恩明、麦文本、许淑芬三篇文章的读后感

没有人喜欢生活于一个动盪不安的社会,惟我们也不能活在一个假平安的社会,否则,把深层次问题扫入地毯底,任由发酵,到了一个地步,问题爆煲才解决已经太迟了。

在一个严重撕裂、各执一词的时代,我们感到迷网﹑失望﹑愤怒,乃人之常情,却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我们要理性地思考,还要知道真相。可惜在后真相年代,真相常被隐藏,惟至少我们在真相未明时,不要标签跟我们立场不同的人,不要用恐怖份子﹑黑警﹑曱甴等情绪性的字眼。

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撕裂状况中,牵涉在其中的,至少有三类人,内含六个分类。三类包括了:一、警察,其中有:1. 未信主的警察,和 2. 真正接受了救恩的警察;二、抗争者,其中有:1. 和理非的抗争者,和 2. 勇武的抗争者;三、教牧人员,其中有 1. 保守的教牧人员,和 2. 站在前线的教牧人员。

在这三类的六分类中,有人犯错,什至犯法或犯罪,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不应看见在某一分类中有人犯错犯法犯罪,而一竹篙打一船人,认为整个分类,什至整类人都犯了同样的错/罪。而该类或分类内的成员,也不必因有人指出分类内有人犯错/罪,就立即启动防卫机制(defense mechanism),不经思索而否认一切,什至作出反击。

我曾读过一名记者写自己在冲突事件中的采访经验,他被数个警员无理喝駡,惟警员离去后,随即另一小队警员来到记者面前,说:「唔好意思,今日我的伙记有点情绪。」可见警队中有明事理者,也有害群之马。

在争拗的时候,每一方都只提出对己有利的证据,而隐瞒了不利的证据。这隐瞒,未必是故意的,而是每一方都会有盲点。

有警员提出他们受训时,不戴防毒面具,也能抵受催泪烟。惟却忽略了,以前受训时的催泪烟购自海外,这次事件后期用的催泪烟却是国产的,其威力可以熔化地面篏入其内。当然我们还未有医学文献及科学研究,说明这批催泪烟有没有致癌性,但警方又不肯交出样本供化验。那么,无论相信警方,或者相信抗争者,都只是一面之词罢了。

当有警员提出八三一太子站没有人死亡,有闭路电视为证时,可有留意教大学生指出港铁交出的片段不齐全?

警队有正当的职责和使命维持治安与秩序,却不代表在执行正当职责和使命时,警队中个别人员或小队不会犯错/罪。未有反修例事件前,什至未有占中事件前,已有警员执法时犯法的例子。既然以前有警员知法犯法的案例,今日警队却变得如此神圣,完全不会犯错?

这里只指出了警员失误的例子,却未指出抗争者,和走在前线照顾抗争者的教牧犯错/罪的例子。这是我的盲点,未能掌握全盘视野。正因各方都有盲点,所以一个由大法官主持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必须的。

为何不按行之有效的机制,交由投诉警察课处理?凡行之有效的机制,都会渐渐失效,当失效至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必须采用新机制!否则,ICAC何需成立?当时不是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警察反贪污部吗?何况调查委员会不是单单调查警员失误,亦要调查抗争者和前线牧师的失误。

香港是一个普通法社会,未定罪前,人假设是清白的。当某人被捕,在保释期间,他弃保潜逃,也不表示他有罪,他可能只是惊慌过度,或信不过香港的执法和司法制度。惟一日他未受审讯,并被判为清白前,一日他都是嫌疑犯。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抗争者,和前线教牧对警队的指控,而定警队的恶,惟一日未经独立调查,一日警队都有作恶的嫌疑。既然作恶的只是一小撮害群之马,为何不强力要求特首和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还警队一个公道,给巿民一个安心?

当权者初时为要不惜一切通过一条不得人心的法例,及其后不肯妥善处理撤回条例前一切政府行动带来的坏影响,而利用警队作为维稳工具。警队作为政治中立的公务员(但警务处处长虽初时以公务员条件受聘,惟升至警务处处长之职位却需获中央任命,所以是半政治官员),虽然必须执行政府交付的一切命令,却不必为政治问责官员的政策护航。而不同岗位(牧师、警员、团牧)的肢体,更不必因为当权者的过失,而互相指摘,视为陌路人。

让我们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无论是牧师、警察、抗争者,都是罪人,都会犯罪。未必是故意犯罪,可能只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正因我们会犯罪,我们才需要救恩,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基督徒熟悉的十诫,不单要求我们禁戒某些行为,更要求我们自省,校正我们的心态。我们可有机会,令基督徒警察(下班后)、抗争者、站到前线的牧师,三者走在一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和更重要的,为香港前路祷告呢?

(内文粗体为作者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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