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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余理谦神父——一位反殖民的大专生牧者

感谢蒲锦昌牧师撰文追悼余神父(编按:见于二○二○年五月廿七日本报网站「时代讲场」),笔者在中学与大学时期有幸得到神父的牧养。神父是一个有强大感染力的牧者,在每一位与他接触的人心中留下印记。神父的生平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新教徒及牧者学习的地方。

他于一九四四年十八岁时加入修院。今天很难会有香港年轻人在如此年轻时蒙召读神学。感恩是在占领运动后,多了年轻人愿意修读神学,但即使年轻神学生毕业后在堂会事奉,又会得到多少尊重和信任呢?

神父重视年轻人,他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年于珠海书院任教,见证一九六九年的珠海事件,关心争取参与校政的学生。他重视年轻人,知道他们是社会的希望。他在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成为香港天主教大专联会神师,培育了很多信徒领袖。若今天我们说「Black Lives Matter」,我相信神父也一定会说「Youth Lives Matter」。今天教会强调年轻人的重要,但年轻人又有多少空间可参与教政?教会内有一些隐藏的文化阻碍年轻人更大程度的参与,例如教会的开会文化、作出新的改动需要九牛二虎之力等。Young lives究竟有多matter?

他一生致力反殖民,笔者最深印象是神父在八十年代每周证道时皆可透过三代经课说明殖民地统治带来的伤害及罪。今天或许社会弥漫一片恋殖气氛,但神父早已揭示任何政权均可是不公义的,若以为某一政权较为可信未免太单纯。神父于十月一日出生,鼓吹年轻人爱国,支持保钓运动,在今天可说是政治不正确,但神父作为爱尔兰人,对英国殖民地统治自是反对。反是今天我们还能有国家情吗?我们要如何做今天的中国人呢?

神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追求公义的心。他从一九五二年到港后,参与了多次的社会运动,例如争取中文作为官方语言等。与他共事的有李卓人、刘千石、梁国雄等。今天的牧者要在教会谈「公义」或许也会有顾虑,要如何牧养走极端的信徒呢?——一端是只看到慈爱上帝的信徒,另一端是只看到公义的信徒。

他追求公义不是「得把口」,他对普罗大众的爱也同样为人称颂。他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在九龙华仁书院任教,留意到学校外没有行人过路灯,他成功争取加设交通灯;在六七暴动时,电车售票员不敢上班,他便在暑假时找学生兼职卖票,令电车可以继续服务;他于一九七五年在制衣厂工作数月,体验工人的生活。教会不能离开社区,牧者也不能离开信徒的生活。但今天信徒只知道牧者很忙。究竟牧者在忙什么呢?在忙开会吗?在忙着与同工及执事周旋吗?牧者能抽多少时间与信徒一起同行呢?

谨以余神父喜爱的一段训导共勉:

「当我们给予贫穷者必需的物品,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慷慨施予他们,我们是还给他们,原来属于他们的东西。与其说,我们完成一项爱德的行为,不如说作了一个正义的行动。」(大圣额我略《牧民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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