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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中的呼召:埃及與當下

「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心裡便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悶在我骨中,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9,《和合本修訂版》)

揀選,是為了宣揚

「亂世中的呼召」有兩個值得我們思考的議題:亂世、呼召。香港自六七暴動後,政治環境穩定了近半個世紀。談亂世,我們肯定很陌生。大部份人直到上年反送中開始,才開始認真思想這個問題。這亦使我們經常遺忘了聖經裡種種關乎亂世的信息——甚至可以說,聖經從來都不承認有「盛世」這個概念。

而在亂世中為上帝發聲的,往往就是先知,但這又是一個我們很陌生的範疇。這不是說我們對先知這個詞彙聞所未聞,而是指我們根本就不覺得先知與我們有甚麼關連。上帝也許會呼召我們,但那跟呼召先知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事。然而,真是如此?

一般我們對「先知」的誤解,就是狹義地把他們定義為一班講預言的人。然而,英文“prophet”的意思,其實是“spokesman”(發言人)。所以,重點在於他們是替上帝發言,但發言的內容當然不一定指預言,更多時候反而是針對先知身處的時空。如果是這樣,我們既然說自己是信耶穌的,當然就需要在世上見證上帝,因此不可能逃避先知的職份。教會常言:「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卻往往忽略了「宣揚」以及「宣揚甚麼」,也就難怪我們鮮少思考先知與我們的關係。

出埃及、摩西、法老

古埃及的政治規律不難明白:以宗教來給法老(自稱是太陽神之子)賦予管治的合法性,神明服務政權,以維持秩序為教義,使壓榨和剝削變得合理。而以色列歷史的開始,正正在於上帝與埃及那些既不能聆聽、也無法回應的神明不同,惟有祂願意聆聽以色列人的哀聲(出三7-8)。

不過,以色列人已在埃及生活了四百三十年(出十二40),他們起初根本不相信有一位與埃及神明截然不同的上帝,能為他們指向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除了法老命令殺掉所有以色列男嬰(出一16)這類突如其來的橫禍,每日就是起床、苦役、睡覺,以色列人對現實已不作任何期望。古埃及人把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看作神話的一部份,各個神明既有自己負責的工作,井然有序(但同時互相之間卻又常有爭鬥)。太陽神在白晝穿過人世,並在黑夜穿過冥界。秩序之神與混沌之神角力。現實不過就是一再重複神話的內容,自然不存在另類的可能。

顯然,長居於埃及的以色列人已同意這種生活觀。無怪乎以色列人在摩西和亞倫要求法老釋放他們之際,還去哀求法老對自己手下留情,甚至埋怨二人(出五15-21)。對於他們來說,難以想像一種脫離埃及的現實。但摩西作為先知,其發言完全在乎另類的上帝,而非在於他過往從埃及或米甸吸收而演變出來的東西1。他因此呼籲以色列人要把眼目從法老轉到上帝身上,因為先知的工作在於「幫助百姓遠離充耳不聞的聽眾」2

法老一開始想證明自己不受上帝挑戰,但從第三災開始,整個帝國卻完全被上帝的大能壓過,連埃及的術士最終也忍不住對法老說,災害顯然是來自上帝。(出八19)法老既在上帝面前顯得無能,就證明帝國素來的管治文化,不過是場騙局。帝國宣稱自己已擁有一切,上帝的拯救與應許卻破除了這個神話,因為先知破除了帝國所營造的所謂現實——一個要求我們假裝一切都很好的「現實」;繼而讓人看見上帝賜予的自由——一種連政權也控制不到的自由。事實上,埃及的神明,根本不可能聆聽貧困的埃及本地人,何況是作為奴隸的以色列人?惟有一位不受政權局限、且不需它認可的上帝,才能回應社會被邊緣者的需要,才能賜予他們真正的自由。

古今政權都無意聆聽哀聲

古今中外政權的合法性,往往依靠自我創造的歷史。即使到了近代,從美國的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以天照大神及天皇為軸的日本神話,到高舉日耳曼民族優越性的納粹德國、提倡「中國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總是以自我創造的歷史、憲法和經濟成果來取得管治國民的合法性。但正如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提醒:「國家最顯著的道德特質,或許就是它的偽善。」3

「人民」成為抽象而非具體的存在4,並非只出現在專制國家。正如我們調侃港府向市民派發「底褲型口罩」,卻往往忽略日本安倍政府的「布口罩」風波。就算現代宣稱自己以民為本的西方民主國家,其實很多時都不會真正聆聽無權無勢之國民的哀聲。無怪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有人對代議民主制作出批判:「它沒看到,一個經濟政體產生出一種政治秩序,代表那些支配政體者之利益,而這些支配者在其中佔有主要的經濟力工具。廣泛而言,在封建社會,主權屬於土地擁有者,依其利益來登錄慣例、制定法律。在資本主義社會,主權屬於資本擁有者,而慣例、法律也是依其利益來登錄、制定。」5

二○一一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就是諷刺富人不理解且不關心大眾。「人民政府」不一定屬於人民,「共和政府」也未必共和。否則,你很難解釋,為何全球化下的世界呈現一種後殖民的狀態,而其貧富懸殊的情況往往有增無減。

一幅在一九○○年畫成的俄羅斯政治漫畫,似乎某程度上道出了世俗政權的運作邏輯:我們主宰你們;我們愚弄你們;我們吃垮你們;我們射殺你們;我們統治你們6。西方的民主體制因經濟分配等問題正在自我崩潰;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西方殖民者也許走了,但不見得「本地人」的管治,與美好生活有必然關係。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答案倒是值得參考: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其實是建基於商品化和掠奪性累積。因此,希冀國家干預資本主義必然衍生的貧富不均7,以及國際政治體系聆聽受苦者的哀號,絕大部份的情況也只會緣木求魚。如果我們歸順於既得利益者的上帝——哪怕它聲稱自己會聆聽人民的聲音——壓迫將會隨之而來8

唯有上帝會回應人的哀痛

教會若要擔當先知的事工,她務必認清世俗政權有三個本質:一、它必然會有自我賦予合法性的邏輯;二、它對受苦者的哀聲多數充耳不聞;三、它拒絕上帝的應許對當下處境之必要與能力。既認清事實,教會的行動亦理應與帝國的意識形態相違。她會承認人正在受苦與哀哭的事實,並指出上帝與政權不同:自由的上帝不單超越無情的政權,更甚者是祂在意人的受苦。如英國神學家Graham Ward所言,教會必須「揭露現行神話學的神學及形上學根據,以及揭示出它們現行的世俗化形式的扭曲與顛倒。9」只有這種信息,才能使人知道另類的上帝,而祂是我們唯一盼望的根據。

所以,當我們重新回顧整個出埃及的過程,我們就會發現:摩西要做的,不單是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這個帝國,更重要是揭示帝國各種社會體制及神話外衣的荒誕10。否則,離開了埃及的以色列,只會陷入另一次的絕望。因此,出埃及並沒有止於過紅海和摩西、米利暗之歌,緊接的是上帝取代法老,成為以色列的王,並在曠野頒佈一個新的、以公義和憐憫為經緯的政治秩序——律法書。

同理,教會假若只宣講一種和諧而非顛覆帝國神話的福音,或把上帝對自己的揀選,降格為一個減輕社會壓力的場景和制度,而不是告訴世界在自己之外,有一個嶄新的選擇和未來,就不可能承擔上帝託付的先知職份。


1. Walter Brueggemann著,謝樂知譯,《先知式的想像》(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二○○九),頁三一。
2. 同上,頁三八。
3.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of Ethnic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 s 1960), p.95.
4. 丁學良著,《政治與中國特色的幽默》(香港:牛津,二○一七),頁十二。

5. Graham Ward著,王宣曆譯,《世界與教會:作門徒的政治》(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二○一○),頁七二,註二十:Harold Laski, Democracy in crisis (London: Allen & Unwin, 1933), p. 50。
6. David Miller著,李里峰譯,《政治哲學》(香港:牛津,二○二○),頁三十七。
7. 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在其名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2013)的主要觀點。
8. Walter Brueggemann著,《先知式的想像》,頁三三。
9. Graham Ward著,《世界與教會:作門徒的政治》,頁二一八至二一九。
10. Walter Brueggemann著,《先知式的想像》,頁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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