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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中的呼召:埃及与当下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在我骨中,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9,《和合本修订版》)

拣选,是为了宣扬

「乱世中的呼召」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议题:乱世、呼召。香港自六七暴动后,政治环境稳定了近半个世纪。谈乱世,我们肯定很陌生。大部份人直到上年反送中开始,才开始认真思想这个问题。这亦使我们经常遗忘了圣经里种种关乎乱世的信息——什至可以说,圣经从来都不承认有「盛世」这个概念。

而在乱世中为上帝发声的,往往就是先知,但这又是一个我们很陌生的範畴。这不是说我们对先知这个词汇闻所未闻,而是指我们根本就不觉得先知与我们有什么关连。上帝也许会呼召我们,但那跟呼召先知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事。然而,真是如此?

一般我们对「先知」的误解,就是狭义地把他们定义为一班讲预言的人。然而,英文“prophet”的意思,其实是“spokesman”(发言人)。所以,重点在于他们是替上帝发言,但发言的内容当然不一定指预言,更多时候反而是针对先知身处的时空。如果是这样,我们既然说自己是信耶稣的,当然就需要在世上见证上帝,因此不可能逃避先知的职份。教会常言:「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9),却往往忽略了「宣扬」以及「宣扬什么」,也就难怪我们鲜少思考先知与我们的关系。

出埃及、摩西、法老

古埃及的政治规律不难明白:以宗教来给法老(自称是太阳神之子)赋予管治的合法性,神明服务政权,以维持秩序为教义,使压榨和剥削变得合理。而以色列历史的开始,正正在于上帝与埃及那些既不能聆听、也无法回应的神明不同,惟有他愿意聆听以色列人的哀声(出三7-8)。

不过,以色列人已在埃及生活了四百三十年(出十二40),他们起初根本不相信有一位与埃及神明截然不同的上帝,能为他们指向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除了法老命令杀掉所有以色列男婴(出一16)这类突如其来的横祸,每日就是起床、苦役、睡觉,以色列人对现实已不作任何期望。古埃及人把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看作神话的一部份,各个神明既有自己负责的工作,井然有序(但同时互相之间却又常有争斗)。太阳神在白昼穿过人世,并在黑夜穿过冥界。秩序之神与混沌之神角力。现实不过就是一再重复神话的内容,自然不存在另类的可能。

显然,长居于埃及的以色列人已同意这种生活观。无怪乎以色列人在摩西和亚伦要求法老释放他们之际,还去哀求法老对自己手下留情,什至埋怨二人(出五15-21)。对于他们来说,难以想像一种脱离埃及的现实。但摩西作为先知,其发言完全在乎另类的上帝,而非在于他过往从埃及或米甸吸收而演变出来的东西1。他因此呼吁以色列人要把眼目从法老转到上帝身上,因为先知的工作在于「帮助百姓远离充耳不闻的听众」2

法老一开始想证明自己不受上帝挑战,但从第三灾开始,整个帝国却完全被上帝的大能压过,连埃及的术士最终也忍不住对法老说,灾害显然是来自上帝。(出八19)法老既在上帝面前显得无能,就证明帝国素来的管治文化,不过是场骗局。帝国宣称自己已拥有一切,上帝的拯救与应许却破除了这个神话,因为先知破除了帝国所营造的所谓现实——一个要求我们假装一切都很好的「现实」;继而让人看见上帝赐予的自由——一种连政权也控制不到的自由。事实上,埃及的神明,根本不可能聆听贫困的埃及本地人,何况是作为奴隶的以色列人?惟有一位不受政权局限、且不需它认可的上帝,才能回应社会被边缘者的需要,才能赐予他们真正的自由。

古今政权都无意聆听哀声

古今中外政权的合法性,往往依靠自我创造的历史。即使到了近代,从美国的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以天照大神及天皇为轴的日本神话,到高举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纳粹德国、提倡「中国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总是以自我创造的历史、宪法和经济成果来取得管治国民的合法性。但正如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提醒:「国家最显着的道德特质,或许就是它的伪善。」3

「人民」成为抽象而非具体的存在4,并非只出现在专制国家。正如我们调侃港府向市民派发「底裤型口罩」,却往往忽略日本安倍政府的「布口罩」风波。就算现代宣称自己以民为本的西方民主国家,其实很多时都不会真正聆听无权无势之国民的哀声。无怪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有人对代议民主制作出批判:「它没看到,一个经济政体产生出一种政治秩序,代表那些支配政体者之利益,而这些支配者在其中占有主要的经济力工具。广泛而言,在封建社会,主权属于土地拥有者,依其利益来登录惯例、制定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主权属于资本拥有者,而惯例、法律也是依其利益来登录、制定。」5

二○一一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就是讽刺富人不理解且不关心大众。「人民政府」不一定属于人民,「共和政府」也未必共和。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何全球化下的世界呈现一种后殖民的状态,而其贫富悬殊的情况往往有增无减。

一幅在一九○○年画成的俄罗斯政治漫画,似乎某程度上道出了世俗政权的运作逻辑:我们主宰你们;我们愚弄你们;我们吃垮你们;我们射杀你们;我们统治你们6。西方的民主体制因经济分配等问题正在自我崩溃;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西方殖民者也许走了,但不见得「本地人」的管治,与美好生活有必然关系。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答案倒是值得参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其实是建基于商品化和掠夺性累积。因此,希冀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必然衍生的贫富不均7,以及国际政治体系聆听受苦者的哀号,绝大部份的情况也只会缘木求鱼。如果我们归顺于既得利益者的上帝——哪怕它声称自己会聆听人民的声音——压迫将会随之而来8

唯有上帝会回应人的哀痛

教会若要担当先知的事工,她务必认清世俗政权有三个本质:一、它必然会有自我赋予合法性的逻辑;二、它对受苦者的哀声多数充耳不闻;三、它拒绝上帝的应许对当下处境之必要与能力。既认清事实,教会的行动亦理应与帝国的意识形态相违。她会承认人正在受苦与哀哭的事实,并指出上帝与政权不同:自由的上帝不单超越无情的政权,更什者是他在意人的受苦。如英国神学家Graham Ward所言,教会必须「揭露现行神话学的神学及形上学根据,以及揭示出它们现行的世俗化形式的扭曲与颠倒。9」只有这种信息,才能使人知道另类的上帝,而他是我们唯一盼望的根据。

所以,当我们重新回顾整个出埃及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摩西要做的,不单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这个帝国,更重要是揭示帝国各种社会体制及神话外衣的荒诞10。否则,离开了埃及的以色列,只会陷入另一次的绝望。因此,出埃及并没有止于过红海和摩西、米利暗之歌,紧接的是上帝取代法老,成为以色列的王,并在旷野颁布一个新的、以公义和怜悯为经纬的政治秩序——律法书。

同理,教会假若只宣讲一种和谐而非颠覆帝国神话的福音,或把上帝对自己的拣选,降格为一个减轻社会压力的场景和制度,而不是告诉世界在自己之外,有一个崭新的选择和未来,就不可能承担上帝托付的先知职份。


1. Walter Brueggemann着,谢乐知译,《先知式的想像》(台北:台湾基督教文艺,二○○九),页三一。
2. 同上,页三八。
3.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of Ethnic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 s 1960), p.95.
4. 丁学良着,《政治与中国特色的幽默》(香港:牛津,二○一七),页十二。

5. Graham Ward着,王宣历译,《世界与教会:作门徒的政治》(台北:台湾基督教文艺,二○一○),页七二,注二十:Harold Laski, Democracy in crisis (London: Allen & Unwin, 1933), p. 50。
6. David Miller着,李里峰译,《政治哲学》(香港:牛津,二○二○),页三十七。
7. 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在其名着《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2013)的主要观点。
8. Walter Brueggemann着,《先知式的想像》,页三三。
9. Graham Ward着,《世界与教会:作门徒的政治》,页二一八至二一九。
10. Walter Brueggemann着,《先知式的想像》,页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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