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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跨頁

當十字架即將披上紅旗
港區國安法下教會如何負嵎頑抗?

在港區國安法的陰霾下,人心惶惶。從中國內地的案例可見,不論是醫生、律師,還是牧師,只要曾發表執政者認為會「顛覆政權」的言論,就可能被捕。而近日傳出中聯辦會見五十個宗教界領袖,會上強調對國安法的理解與支持,不禁令人擔心若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會加速政權對香港基督教界的侵蝕。

近日使命公民運動便在一個網絡座談會上邀請了兩位熟悉內地政教關係研究的學者——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和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系主任郭偉聯博士,分析中共在港將對基督教如何「欺凌」,在極權臨近之時,教會和信徒可如何自處。

立國安法因港公民社會力量不可看輕

兩人先分析近月中共急於訂立國安法的原因,邢福增認為北京藉立法,一口氣解決自香港九七回歸以來政權一直想處理的數個問題,包括六四、法輪功、《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國民教育,和上年的《逃犯條例》修訂問題等。他指出中共在《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於二○○三年被撤回時看似是妥協了,但實質開始改變對港政策,打算從教育下手,誰知一場反國教事件又令他們的計劃告吹,同時令中共明白香港的公民社會力量並不可看輕,因為香港人一次又一次利用公民的力量破壞政權在港的計劃。故此,邢福增認為國安法是中共立心「一Q清香港袋」的工具,並且不再以拖延策略應對香港問題,避免重蹈二○○三年的覆轍,令反對派坐大,所以要牢牢地掌握在港的管治。

郭偉聯回應指香港公民社會力量強得令中共失去自信,連立法會35+也視為奪權行動;他指出這也表現出香港和中國政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不同,因為香港人從來不會覺得民主派在立會佔多數是奪權的行為。

日常的「泛政治化」令人恐懼

郭偉聯指中國內地的案例讓香港人明白政權的紅線會不停轉變,甚至連協助弱勢也會被入罪,令人質疑政權針對的「極少數人」究竟有多少。邢福增指香港人並不能信任中國政府所指、國安法只針對「一小撮人」的說法,因為在中國被以言入罪的人大有人在,王怡牧師一例已足夠讓香港的基督徒恐懼。他認為香港現已進入「泛政治化」的時代,即日常中會不斷思考自己的言行是否政治正確、會自我審查,即使未立國安法,香港人已在日常中受到恐懼侵襲。

郭偉聯提到有些教會學校老師會因政治立場鮮明而被投訴,指政權會利用教育局「嚴肅調查」,並一路監察處分情況;甚至學校因不停接到投拆而要和教育局不斷有文件往來,而令學校和辦學團體壓力增加。邢福增補充指政權不只可以利用教育局的程序,還可以不斷製造輿論,造成「民眾鬥民眾」的局面,令老師、學校和辦學團體更受壓,最後或使學校以不同原因不和有關老師續約。郭偉聯補充,社會不同制度也可能被政權針對,而且利用的手法層出不窮,例如最近突破書誌Breakazine被官媒指煽動暴力,上年各區衝突時又指開放的教會縱容暴力;甚至若政權不滿某間社福機構,他們可找人滲入機構並挑動不和,令機構傳出醜聞,然後開設另一所有同樣功能、但立場親建制的機構,意圖搶去政府資助,也令社區多一間機構為政權所用。

邢福增認為國安法對社會的最大影響不在條文細則,而是令人際間的關係破裂。他以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的表現來預測,指他們善用政治罪名來幫助自己達到個人目的,例如只要你討厭的人和你閒談間說了一句半句政治不正確的話,你就可以向政權打小報告,令他身敗名裂。故此,人際間的信任會完全失去,即使在教會中,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對方,令人際關係崩塌。


左起:手語傳譯員、郭偉聯、邢福增、鄧偉棕(研討會直播截圖)

中聯辦邀請六宗教領袖座談已是政治表態

邢福增看見政治表態是中國常用於操控宗教的手段,在中國歷史當中以三自教會革新宣言呈現,而香港亦將面對如此處境,並形容在國安法下看似「無沉默嘅可能」。邢福增分析歷史,發現中共期望宗教領袖效忠,亦以簽名運動的形式去顯示政策獲得人民支持。而三自革新宣言中,要求教會承認和帝國主義的關係,並同意進行革新,過程中亦需要定期公佈簽名的名單,不同宗派均面對很大壓力,使教會領袖思量是否用表態換取信仰的空間。邢福增亦指三自革新宣言推動的過程中,中共「好識得講嘢」,嘗試用愛國之名要求宗派簽署,指政權不會干涉宗教事務,而後來亦容許部份實踐信仰的空間,讓宗派為了生存而簽署。

對於香港,邢福增指近日五十個宗教領袖被邀請到中聯辦,參與有關港區國安法的座談會,本身已是政治表態的推動,故當中有廿一人表態支持國安法;而領袖如果選擇不參與,本身也是一種表態。香港的情況主要有兩種回應:「理解但希望表達憂慮」、或者對立法表示「支持」。邢福增同意選擇前者的領袖已經在他們的位置上「做到好盡」,並希望政權可以關注他們講不出「支持」的憂慮。邢福增預料中共暫時傾向要求香港宗教領袖作政治表態為主,信徒層面的表態應未臨到,但預料會有更多領袖間的同類事件發生。

郭偉聯在其後回應,看見政治表態背後的操作,是將人二分至支持者和敵人。他指出在三自革新宣言的歷史中,很多人以為這僅僅是一份表示愛國的宣言,卻預料不到需要不斷妥協,提醒信徒不要將政治表態看得過份簡單。

五十年代簽三自宣言牧者亦遭批鬥

郭偉聯反問,現在的教會如何不重蹈覆轍,變成五十年代國內教會的情況?教會又如何幫牧師找到「簽」與「不簽」(支持港區國安法的聲明)的根據點(reference point)?邢福增指出,現在首當其衝的仍是教會領袖,壓迫還未達到堂會層次,而從九十年代的例子可看到,中共在國際政治上仍然在打壓宗教。他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在一九九九年的亞洲宗教和平會議上,台灣曾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當時中國的代表團知悉台灣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來參與,又使用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便馬上公開譴責,抗議台灣違反「一個中國」原則。邢福增擔心,如果將來香港有代表團出席這些宗教會議,團員可能需要跟隨中國政府一同譴責,以免被說成是默許這些言論。第二,在達賴喇嘛出席一個世界宗教會議時,在場的中國代表就立即離場。邢福增認為,香港的代表團為避免違反國策,可能會為求自保,「交足功課」離場。

現時,教會一般有兩種回應國安法的態度,有的與政府硬碰,有的則是盡量配合,但「表示憂慮」。那究竟教會應該「靈巧像蛇」還是「馴良像鴿子」?邢福增回應,這涉及對現況的評估,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有人選擇以靈巧換取空間,有人則認為退無可退。邢福增借鑒國內教會於五十年代的發展史,說明中共亦會給予空間一些簽了「三自宣言」的教會,但要看當時的實際政治形勢才能決定。如果走溫和路線,作出些許妥協,可能換取一些發揮空間,但也會成為眾矢之的。而妥協亦只能爭取到多五至六年時間,很多簽了三自宣言的牧師都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被批鬥至死。相反,走激進路線的王明道起初堅持不參與三自教會,最後也被迫認罪,在一九五五年被囚禁。中共認為這可殺一儆百,而王明道的支持者其後亦參加了三自教會。

郭偉聯表示沒有人知道妥協還是激進的路線較易走,因為沒有人能夠預視未來。邢福增亦同意,在歷史洪流之中,一個決定是否做錯往往難以在當刻知道,他慨嘆只能「見步行步」。香港人已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要思考如何活在紅色恐怖當中。若教會當中有肢體被捕,教會應該採取甚麼立場?是支持他,還是與他保持距離、割席自保?而且,教會在發表意見時會否有所顧忌?邢福增相信,教會團契基本上可讓人安心說出掙扎、分享憂慮,但信徒也會擔心可能有被人「打小報告」的風險。

教會可實踐民主化作另類群體

郭偉聯認為若果將來要面對同樣境況,香港教會應把體制內的抉擇過程「公民化」,意即將領袖的個人決定置於民主協商的機制,這種「另類群體」無論「跪」還是「不跪」,信徒對於任何抉擇都能多一份理解,甚至一起承擔壓力,使未來的批鬥和仇恨減少。郭偉聯強調,國安法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不在於其本身,而是它揭開了人性醜惡的一面,人與人之間失去信心、產生仇恨,「篤灰」、「搏上位」等現象接踵而來。他提及在中國教會歷史中,倪柝聲被政治迫害卻無人同情,甚至認為他咎由自取,郭偉聯認為發生如此悲劇正顯明群體抉擇的重要。郭偉聯表示,當議題具爭議性時,教會應給予牧者更多支援,無論他們決定簽署支持國安法的聲明與否,都不應讓他們孤單應對,而是以群體作出決定,故平信徒也應多與教會領袖溝通。

有觀眾問及當信徒有不同的政治立場,難以達成共識,堂會牧師便難向政府表達教會意見。郭偉聯認為,達成共識不等於需要全票贊成,教會應少數服從多數,以公民化方式進行,這是基督徒要學習的地方,他形容過往政府所行就是嘗試將多數的意願壓下,使自己的目標達成。郭偉聯形容在泛政治化的處境底下,政權可以滲透每一個層面任意而為,而建立另類群體的好處在於此群體的獨立性,能夠將人還原為有尊嚴的身份。同時,這種推心置腹的緊密群體能夠給予互相信任的空間,在人性醜惡、關係破裂的處境下減輕壓力,讓信徒能夠活出一個真誠(authentic)的生活。郭偉聯笑言這其實就是聖經最老套的說法,讓人回歸「基本步」去愛神愛人。

過去政教分離觀已不可取

面對政權的逼迫和泛政治化,教會應如何應對?邢福增指出,宗教不能避開政治,香港教會應從其他國家的教會歷史吸取經驗,如東歐、中國、南韓、台灣等等。信徒也要轉換思考方式,因現在的政局已不是常態,已變了新時代。他又提到在九七前,有人曾擔心政府會用《消防條例》來整治教會,幸而之後沒有發生,但現在仍要為未來作最壞打算。他指出香港曾經以扭曲的政教分離觀去抵擋對於政治實踐的挑戰,但現在政治已經迫近教會,過往的「政教分離」已不再可能,基督徒需要直視問題,去思考在極權之下如何活下去。教會可能會被迫放棄辦學權和聚會的地方,而現在大數據發展成熟,可能被政府蒐集和利用,侵蝕公民社會的自由,故教會需要思考未來的方向,例如過往的植堂策略是否適用等。

郭偉聯借鏡現時香港人面對國安法的其中一個做法,就是在外國開設戶口,並把資產轉移到海外,故他大膽建議教會亦可把資產調到外國,並減少把資源投放在硬件上,以減低被政權以不同原因進行調查的風險。

邢福增最後亦回應了教會會否撤離香港的問題,他提及在中共建政後,有傳教士和牧者離開,但一個宗派不可能完全撤出。郭偉聯補充,在現時情況下,信徒不斷移民確實令教會資金減少,但其實海外也會有人報讀香港的課程,並繼續支持香港教會。而聖經教導教會應思考如何服侍當地的社會,故教會不可能完全離開。

 
是次座談會由使命公民運動於六月廿五日晚上舉辦,題目為「港版紅旗凌十架」,於其面書專頁中直播(網站:https://bit.ly/2Z9vGrn),並由使命公民運動成員鄧偉棕律師主持。座談會高峰時有逾四百人參與,截至六月廿六日中午累積逾八千五百次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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