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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字架即将披上红旗
港区国安法下教会如何负嵎顽抗?

在港区国安法的阴霾下,人心惶惶。从中国内地的案例可见,不论是医生、律师,还是牧师,只要曾发表执政者认为会「颠覆政权」的言论,就可能被捕。而近日传出中联办会见五十个宗教界领袖,会上强调对国安法的理解与支持,不禁令人担心若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会加速政权对香港基督教界的侵蚀。

近日使命公民运动便在一个网络座谈会上邀请了两位熟悉内地政教关系研究的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系主任郭伟联博士,分析中共在港将对基督教如何「欺凌」,在极权临近之时,教会和信徒可如何自处。

立国安法因港公民社会力量不可看轻

两人先分析近月中共急于订立国安法的原因,邢福增认为北京借立法,一口气解决自香港九七回归以来政权一直想处理的数个问题,包括六四、法轮功、《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国民教育,和上年的《逃犯条例》修订问题等。他指出中共在《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于二○○三年被撤回时看似是妥协了,但实质开始改变对港政策,打算从教育下手,谁知一场反国教事件又令他们的计划告吹,同时令中共明白香港的公民社会力量并不可看轻,因为香港人一次又一次利用公民的力量破坏政权在港的计划。故此,邢福增认为国安法是中共立心「一Q清香港袋」的工具,并且不再以拖延策略应对香港问题,避免重蹈二○○三年的覆辙,令反对派坐大,所以要牢牢地掌握在港的管治。

郭伟联回应指香港公民社会力量强得令中共失去自信,连立法会35+也视为夺权行动;他指出这也表现出香港和中国政权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不同,因为香港人从来不会觉得民主派在立会占多数是夺权的行为。

日常的「泛政治化」令人恐惧

郭伟联指中国内地的案例让香港人明白政权的红线会不停转变,什至连协助弱势也会被入罪,令人质疑政权针对的「极少数人」究竟有多少。邢福增指香港人并不能信任中国政府所指、国安法只针对「一小撮人」的说法,因为在中国被以言入罪的人大有人在,王怡牧师一例已足够让香港的基督徒恐惧。他认为香港现已进入「泛政治化」的时代,即日常中会不断思考自己的言行是否政治正确、会自我审查,即使未立国安法,香港人已在日常中受到恐惧侵袭。

郭伟联提到有些教会学校老师会因政治立场鲜明而被投诉,指政权会利用教育局「严肃调查」,并一路监察处分情况;什至学校因不停接到投拆而要和教育局不断有文件往来,而令学校和办学团体压力增加。邢福增补充指政权不只可以利用教育局的程序,还可以不断制造舆论,造成「民众斗民众」的局面,令老师、学校和办学团体更受压,最后或使学校以不同原因不和有关老师续约。郭伟联补充,社会不同制度也可能被政权针对,而且利用的手法层出不穷,例如最近突破书志Breakazine被官媒指煽动暴力,上年各区冲突时又指开放的教会纵容暴力;什至若政权不满某间社福机构,他们可找人渗入机构并挑动不和,令机构传出丑闻,然后开设另一所有同样功能、但立场亲建制的机构,意图抢去政府资助,也令社区多一间机构为政权所用。

邢福增认为国安法对社会的最大影响不在条文细则,而是令人际间的关系破裂。他以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的表现来预测,指他们善用政治罪名来帮助自己达到个人目的,例如只要你讨厌的人和你閒谈间说了一句半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你就可以向政权打小报告,令他身败名裂。故此,人际间的信任会完全失去,即使在教会中,也不可能完全相信对方,令人际关系崩塌。


左起:手语传译员、郭伟联、邢福增、邓伟棕(研讨会直播截图)

中联办邀请六宗教领袖座谈已是政治表态

邢福增看见政治表态是中国常用于操控宗教的手段,在中国历史当中以三自教会革新宣言呈现,而香港亦将面对如此处境,并形容在国安法下看似「无沉默嘅可能」。邢福增分析历史,发现中共期望宗教领袖效忠,亦以签名运动的形式去显示政策获得人民支持。而三自革新宣言中,要求教会承认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并同意进行革新,过程中亦需要定期公布签名的名单,不同宗派均面对很大压力,使教会领袖思量是否用表态换取信仰的空间。邢福增亦指三自革新宣言推动的过程中,中共「好识得讲嘢」,尝试用爱国之名要求宗派签署,指政权不会干涉宗教事务,而后来亦容许部份实践信仰的空间,让宗派为了生存而签署。

对于香港,邢福增指近日五十个宗教领袖被邀请到中联办,参与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座谈会,本身已是政治表态的推动,故当中有廿一人表态支持国安法;而领袖如果选择不参与,本身也是一种表态。香港的情况主要有两种回应:「理解但希望表达忧虑」、或者对立法表示「支持」。邢福增同意选择前者的领袖已经在他们的位置上「做到好尽」,并希望政权可以关注他们讲不出「支持」的忧虑。邢福增预料中共暂时倾向要求香港宗教领袖作政治表态为主,信徒层面的表态应未临到,但预料会有更多领袖间的同类事件发生。

郭伟联在其后回应,看见政治表态背后的操作,是将人二分至支持者和敌人。他指出在三自革新宣言的历史中,很多人以为这仅仅是一份表示爱国的宣言,却预料不到需要不断妥协,提醒信徒不要将政治表态看得过份简单。

五十年代签三自宣言牧者亦遭批斗

郭伟联反问,现在的教会如何不重蹈覆辙,变成五十年代国内教会的情况?教会又如何帮牧师找到「签」与「不签」(支持港区国安法的声明)的根据点(reference point)?邢福增指出,现在首当其冲的仍是教会领袖,压迫还未达到堂会层次,而从九十年代的例子可看到,中共在国际政治上仍然在打压宗教。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在一九九九年的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上,台湾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当时中国的代表团知悉台湾是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来参与,又使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便马上公开谴责,抗议台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邢福增担心,如果将来香港有代表团出席这些宗教会议,团员可能需要跟随中国政府一同谴责,以免被说成是默许这些言论。第二,在达赖喇嘛出席一个世界宗教会议时,在场的中国代表就立即离场。邢福增认为,香港的代表团为避免违反国策,可能会为求自保,「交足功课」离场。

现时,教会一般有两种回应国安法的态度,有的与政府硬碰,有的则是尽量配合,但「表示忧虑」。那究竟教会应该「灵巧像蛇」还是「驯良像鸽子」?邢福增回应,这涉及对现况的评估,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有人选择以灵巧换取空间,有人则认为退无可退。邢福增借鉴国内教会于五十年代的发展史,说明中共亦会给予空间一些签了「三自宣言」的教会,但要看当时的实际政治形势才能决定。如果走温和路线,作出些许妥协,可能换取一些发挥空间,但也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妥协亦只能争取到多五至六年时间,很多签了三自宣言的牧师都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批斗至死。相反,走激进路线的王明道起初坚持不参与三自教会,最后也被迫认罪,在一九五五年被囚禁。中共认为这可杀一儆百,而王明道的支持者其后亦参加了三自教会。

郭伟联表示没有人知道妥协还是激进的路线较易走,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视未来。邢福增亦同意,在历史洪流之中,一个决定是否做错往往难以在当刻知道,他慨叹只能「见步行步」。香港人已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思考如何活在红色恐怖当中。若教会当中有肢体被捕,教会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是支持他,还是与他保持距离、割席自保?而且,教会在发表意见时会否有所顾忌?邢福增相信,教会团契基本上可让人安心说出挣扎、分享忧虑,但信徒也会担心可能有被人「打小报告」的风险。

教会可实践民主化作另类群体

郭伟联认为若果将来要面对同样境况,香港教会应把体制内的抉择过程「公民化」,意即将领袖的个人决定置于民主协商的机制,这种「另类群体」无论「跪」还是「不跪」,信徒对于任何抉择都能多一份理解,什至一起承担压力,使未来的批斗和仇恨减少。郭伟联强调,国安法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它揭开了人性丑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失去信心、产生仇恨,「笃灰」、「搏上位」等现象接踵而来。他提及在中国教会历史中,倪柝声被政治迫害却无人同情,什至认为他咎由自取,郭伟联认为发生如此悲剧正显明群体抉择的重要。郭伟联表示,当议题具争议性时,教会应给予牧者更多支援,无论他们决定签署支持国安法的声明与否,都不应让他们孤单应对,而是以群体作出决定,故平信徒也应多与教会领袖沟通。

有观众问及当信徒有不同的政治立场,难以达成共识,堂会牧师便难向政府表达教会意见。郭伟联认为,达成共识不等于需要全票赞成,教会应少数服从多数,以公民化方式进行,这是基督徒要学习的地方,他形容过往政府所行就是尝试将多数的意愿压下,使自己的目标达成。郭伟联形容在泛政治化的处境底下,政权可以渗透每一个层面任意而为,而建立另类群体的好处在于此群体的独立性,能够将人还原为有尊严的身份。同时,这种推心置腹的紧密群体能够给予互相信任的空间,在人性丑恶、关系破裂的处境下减轻压力,让信徒能够活出一个真诚(authentic)的生活。郭伟联笑言这其实就是圣经最老套的说法,让人回归「基本步」去爱神爱人。

过去政教分离观已不可取

面对政权的逼迫和泛政治化,教会应如何应对?邢福增指出,宗教不能避开政治,香港教会应从其他国家的教会历史吸取经验,如东欧、中国、南韩、台湾等等。信徒也要转换思考方式,因现在的政局已不是常态,已变了新时代。他又提到在九七前,有人曾担心政府会用《消防条例》来整治教会,幸而之后没有发生,但现在仍要为未来作最坏打算。他指出香港曾经以扭曲的政教分离观去抵挡对于政治实践的挑战,但现在政治已经迫近教会,过往的「政教分离」已不再可能,基督徒需要直视问题,去思考在极权之下如何活下去。教会可能会被迫放弃办学权和聚会的地方,而现在大数据发展成熟,可能被政府蒐集和利用,侵蚀公民社会的自由,故教会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例如过往的植堂策略是否适用等。

郭伟联借镜现时香港人面对国安法的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在外国开设户口,并把资产转移到海外,故他大胆建议教会亦可把资产调到外国,并减少把资源投放在硬件上,以减低被政权以不同原因进行调查的风险。

邢福增最后亦回应了教会会否撤离香港的问题,他提及在中共建政后,有传教士和牧者离开,但一个宗派不可能完全撤出。郭伟联补充,在现时情况下,信徒不断移民确实令教会资金减少,但其实海外也会有人报读香港的课程,并继续支持香港教会。而圣经教导教会应思考如何服侍当地的社会,故教会不可能完全离开。

 
是次座谈会由使命公民运动于六月廿五日晚上举办,题目为「港版红旗凌十架」,于其面书专页中直播(网站:https://bit.ly/2Z9vGrn),并由使命公民运动成员邓伟棕律师主持。座谈会高峰时有逾四百人参与,截至六月廿六日中午累积逾八千五百次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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