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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教堂用地的主動性和擔憂

日前因疫情嚴峻,限聚令禁止市民在食店進食。政府的決策基本上是「堅離地」,不吃人間煙火,不知道基層市民並沒有辦公室吃飯,也無法老遠地走去郊野公園進食,結果受到全城市民的批評,在限制發出不到兩天便已收回。

喜見教會在此時刻主動所作出的回應,開放教會,讓有需要者自攜午膳入內進食。過去沒有開放的教會,今次也開放了。不過,知悉此安排仍引起教會內不同意見。

既然限制堂食,教會變成飯堂,會否觸犯法例?現在疫情嚴重,教會變成飯堂,會否引起交叉感染,好心做壞事,結果被人指罵?假若發生感染,教會便要停止活動,假若政府容許教會可舉行崇拜,我們也會受到影響。我也曾聽過有教牧提出,應否向政府查詢,或提出請求,俾能有法可依……

教堂用地,是私人地方抑公眾場所?

教堂用地,是私人地方抑公眾場所?這實在是難以定義的問題。我不是法律專家,只能從信仰牧養有限的知識來看這事。

教堂用地是私人的地方。物業權是教會的,教會的用地有其目的,以關心牧養人為主,教會也有權容許或拒絕人進出。但教堂用地也是公眾場所,因它是開放性,公眾人士可進內參與教會的活動。

在過去一年,因反修訂《逃犯條例》,不少教會開放地方讓遊行人士進入休息。當然這也引起教內人士的爭議,教堂用地怎可以給與「暴徒」進入,避開警察的追捕?對於這點,我曾多次解釋,參與遊行人士不一定是暴徒,而且教會從不會阻止警察拘捕犯法者。就算是犯法,當他需要休息,教會也不會拒絕給與他所需要的牧養和關懷。教堂用地在私人地方與公眾場所之張力下,警察進入執法,也當按照有關法例進行,不應隨便進入。

教會用地的主動性

武漢肺炎發生初期,政府發出公眾地方的限聚令,但並沒有清楚提及宗教場所的限制。但假若宗教用地也有公眾性質,即使沒有提及宗教場所,教會也當自我限制,主動停止實體崇拜。這不單是因為守法,更是為防止疫情的擴散。教會對自己的要求,要有「更高的義」,有比守法更高的道德勇氣。

經過多個月沒有舉行實體崇拜,不單是牧者,也包括信徒,多覺得有點兒不舒服,所以有宗教團體向政府查詢,可否讓教會有限度地舉行實體崇拜。個人明白信徒的期望,但教會用地作為公眾場地,為甚麼可要求比其他公眾場地有別呢?為甚麼把舉行實體崇拜看得比擔心疫情擴散更重要呢?當然在疫情受控時,政府也樂得宣佈容許宗教場所舉行宗教活動,讓人感覺政府的善意。後因疫情再來,政府除加強限聚令外,也比前更清楚宣佈,此限制也適用於宗教場所。當然教會也當遵守此限制,只是教會的主動性便失去了。

教會用地,服侍鄰舍

教會應保持其自主性,而不是受政府所支配。在疫情期間,不是因政府是否容許宗教活動,而是為疫情緣故而停止聚會。但當看見不少基層市民,連吃飯的地方也沒有,教會怎會不主動為他們提供地方,服侍有需要的人?教會在平常的日子,也為人提供地方,作為休息、吃飯、清潔之用,為甚麼在疫情時,拒絕服侍他們?不同者,在疫情間,教會應作出更好的防疫安排,如量度體溫、準備清潔液等。對於限聚令,教會盡自己可有的空間,也盡量按法律作出安排,例如不超過一枱兩人,要求進入者在非進食時戴上口罩等便可以了。事實上,當香港人共同發揮這有情有愛的精神,更見特區政府沒太有深思的立法。

做足所有保障,當然不能保證不會有交叉感染的發生。其實當我們要求開放教會,讓我們可以有實體崇拜,也同樣有可能會發生傳播病毒的問題,但為甚麼我們沒有這擔心?反之,當我們開放給人家用飯,這擔心便出現呢?

開放教會,也不能保證政府會認為教會所做的不會違法,特別是當社會活在極權管治的時候。法例,不一定是完美、公義,甚至可能有欺壓性,特別對弱勢社群。教會要常在「守法」與「行公義,好憐憫」中間作出平衡與抉擇,就如「以法管治」(ruled by law)抑「法治精神」(rule of law)的選擇那樣。不過,我深信耶穌所說的:「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廿五40,《和合本修訂版》,下同)「得著性命的,要喪失生命;為我喪失性命的,要得著性命。」(太十39)

教會不是為己而存在,教會乃是為他者而存在的信仰群體。這是我在教會中事奉了四十年的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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