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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新一代:《憤怒的一代》三十年後的書評

《憤怒的一代》寫於九十年代初。本書作者,現為建道神學院榮休院長的梁家麟博士當年在書中問香港人能否免於恐懼;三十年後,香港人能否真正做到?

香港地少人多競爭大,人們本身已經容易躁動,加上當年先有中英談判、後有八九六四,表面平靜的香港人有不少選擇移民他方,內裡十分憤怒。作者承認在討論國事家事之時,感情比認知先行,而產生憤怒作回應為人之常情。作者並不否定憤怒,認定那是良知對不公義的即時反應,也證明了並未對現實麻木。不過,他亦指出發怒其實並不理性和持平,指摘別人不義容易做成自義。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使人陷入對一切事也只有二元的看法:逃避還是接受現實、實現理想還是同流合污。作者指摘這既有違人性,又抹去面向上帝的向度。

再者,憤怒消磨生存勇氣,令人長期處於張力和絕望。作者指,憤怒過後仍要面對生活的絕望,只有憑信心重尋理想才能克服負面情緒。他認為社會畢竟需要中堅,憤怒只能間歇地發揮「化悲憤為力量」的作用,不能長期只逞一夫之勇(即是今日的「攬炒」),也要咬實牙關朝向理想。信心不否定世上困難的真實性,也不妄想上帝會很快介入,以為上帝在緊急時就會出現。信心教人在承擔中付出自己,成為意志和勇氣的根源。人們不應因現實可愛或理想可實現而去愛,惟有因所在的群體和身份堅持理想和愛,才能免於憤怒。

今日的處境與三十年前不同,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幅度。當年主張離開的人都漸漸移民,此前沒有繼續造成太大分裂。如今社會卻因著政見而分為黃藍二營,且在黃營中也分裂出幾個門派。始自北京對實現雙普選和高度自治的諾言落空,連民間學者(亦即「和理非」)最後溫柔的嘗試——佔領中環及衍生出來的雨傘運動——也功敗垂成。走得更前更激進的,指摘較保守的泛民有政治潔癖使運動失敗,但他們也因內部分裂失去組織力,變得無力改變現實。這情況使整個民主一翼都充滿著憤怒、灰心和無力感,也令本來就算不主動的香港人都累積了憤怒。此外,近年由左北方傳入的「留島不留人」的喊話看在香港人的眼中,這種態度比他們被殖民經驗更差,與國內一家親的想像也幻滅。凡此種種,都累積了更大的憤怒。

上文作者對憤怒的神學分析,提醒人們應當心二元的思考,對今日的情況仍然有所啟發。佔中以降的門派分裂便是二元思考的結果,到了反送中才催生勇武及和理非的和解。可是,同時也衍生出不少引起爭議的二元思維,包括割蓆和人血饅頭等,其中「攬炒」可算是最具代表性。既是源於絕望和憤怒,也希望懲罰壓迫人的政權及其為虎作悵的權貴。作者指出這快意恩仇會使運動失去持續的韌力,容易回到夢想爆破的失望和灰心。至今,運動已經持續超過一年,加上疫情拖累,單靠憤怒和仇恨不能維持下去,需要為抗爭尋找出路。雖然不少抗爭者已經將心思轉移至兩次選舉和「黃色經濟圈」,以圖保持與政府的張力之餘,又可以維繫抗爭一方的團結和生計,但仍然欠缺長久而又能免於憤怒的生活上的抗爭提案。

重建群體的新可能

另一方面,香港三十年前因移民而出現的是群體問題。在社會上,有人曾經為夢想奮鬥,相濡以沫。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主動改善施政,減輕社會問題,加上六四以降中國夢的瓦解,使不少理想主義者好夢落空。現實的去留問題,便產生存在問題。有人因此放棄理想,有人遠走他方,少數留下的也相當灰心。作者觀察到,一些人為了自證其決定正確而以屬靈理由包裝移民,同時貶抑選擇留下的人,使本來只屬個人意願的選擇提昇為存在主義危機。別人的決定成為自我的威脅,為留下的人產生壓力。更甚者,這使人們要爭相證明自己的選擇合理,引致群體的解體。即使再相聚,也無法再如以前一樣交心同行、不再敞開自己,破壞群體中的互信及影響團結,個人也變得憤怒。

三十年後,縱使反送中運動在重建群體上開出了新的可能性,香港人仍需在此繼續努力。反送中運動開始不久,在討論區便出現「不篤灰不割蓆」的說法以解決漸漸分化的情況,在運動的中間也發揮著口號和檢討的作用。可是,這種方法只能在政治上保持群眾的團結,而不能組成互相交通之「一體」。這種群而不體的做法,就是梁家麟在書本開首時所述「失落了的群體」。一如他對群體的分析,與其只高舉一己的立場和理想而視異己者為敵人,不如接受群體的不完美,一同「落水」參與改變。

書中最後部份,作者著力重尋群體的新基礎。他引用潘霍華的神學否定個人主義,力陳他者不是自己的伸延。無論教會還是社會,只有在「我與你」這種互為主體的框架下,個人才能承認他者的主體性,人類社群才能開展。個人認識自己的界限,在群體中才能認識自己。同樣,人在與上帝的關係中才能認識自己,故上帝不能是人的延伸,反而是人性保衛者。要放棄聖化自己的理想,才能謙虛地活出使命和接納他人的不同,這不單是教會,也是群體和社會的基礎。教會裡信徒一體並非齊一,不單彼此照顧也包容差異,教會應可發揮孵化公民社會的作用和典範,我認為這也是在「誰也不能代表我」的網絡生態𥚃所急需的。從佔中到今日逆權運動和疫情,教會都發揮著調停、支援甚至是分配物資的作用。雖然在教內,這個角色引起不少爭議,但縱觀二戰後的民主化及社運,由南非東歐到南韓,教會也從不缺席,香港教會也不應例外。或許,要香港人止息憤怒仍然困難,惟有放棄二元的思考和「落水」擁抱不完美的群體,才能促成個人和社群的改變,能讓香港人重拾笑臉。

(分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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