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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還是留下,不是現在香港教會最需要正視的問題

去或留?這是香港現在必然正視的社會問題,也自然是本地教會要面對的問題。但我以為去或留不是重點。甚麼人去或留,才是重點。

一五三四年五月,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家鄉,位於法國北部的小城鎮諾瓦陽(Noyon)宣佈放棄自己的教會獎學金,大多學者以為這表明他已決定與羅馬教廷「割蓆」。後來他被法國權勢所注視,於是易名並在國內遊走。到法國的形勢愈趨緊張,加爾文只好在一五三五年二月,向南逃亡到瑞士的巴塞爾(Basel)。翌年六月,他曾借法國的新教流亡者免責期潛回巴黎,以處理家庭事務及變賣部份故鄉的家產。離開巴黎後,因為附近發生戰爭,他需要臨時改變行程,路經日內瓦,本來預計停留一日。

不過,大家都知道,後來加爾文大半生(1536-1538, 1541-1564)都留在這個城市進行宗教改革運動。因為就在當晚,同是法國人、早在日內瓦推行宗教改革的法惹勒(William Farel, 1489-1565)從加爾文朋友路易(Louis du Tillet),得知這位《基督教要義》的作者在旅店過夜,便立刻趕到並強留他。可見加爾文決定在日內瓦過夜時,當然不是因為聽見上帝的聲音,要他一定要去日內瓦一趟。一切看來,都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偶然。

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要像大衛,在危難之中能拿出以弗得來尋求清晰的神聖指引(撒上廿三6-12)。然而,更重要的是:關鍵不在以弗得本身5,而是一個人的生命是否與主連結。後來追殺大衛的掃羅,就曾完全遺忘了以弗得的存在(撒上十四3)。兩人最大分別不在有沒有以弗得,而是掃羅忘記了上帝。一個人的生命不放上帝在眼內,就算再清楚的天啟也不會使他們遵從(太十二39、十六4;路十一29)。

因政局不穩而逃亡,確是人的自然反應。不過,加爾文沒有得到天啟,不代表他不敬畏神。他在日內瓦的一生,雖然在後世有很多爭議,不過很難說他只為自己而活。同樣,承繼他思想的改革宗,在往後一、二百年在法國受天主教迫害,在英國不容於國教聖公宗,可是他們的信仰非但沒有中斷,反而傳承到各地。美國(前身是英國殖民地)就是一個非常顯赫的例子。

是的,他們也沒有以弗得,或許亦沒有得著天啟,沒有指示去或留、去哪裡的超自然異象,但他們的生命顯然有清楚的方向——因為他們心中有上帝。不論去或留,他們繼續建立教會,廣傳福音。甚至,有些從英國逃難至荷蘭的信徒,接受不到後者宗教過份寬容的情況,竟寧願離開。即使改革宗的發展歷史充斥人性的限制及黑暗面,但誠然在這段遭受迫害的時期活出了「基督替我們死,讓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祂同活」(帖前五10)的精神。

反觀當今很多海外漢人教會,早已十室九空,質素參差,會友很多都是老人,信二代早已避之則吉。離開了故鄉,生活好像舒服點,但生命如失去上帝,就會淪亡。去或留,如果是一班生命沒有與主連結、沒有使命的教徒,又有甚麼意義?這樣的人就算走了,只會重蹈現在海外漢人教會的覆轍。香港教會又是否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裝備或去或留的人,使他們無論在何地,都繼續成為主的忠僕?

1. 條件是於這半年內回歸成為羅馬公教的教徒,顯然加爾文並無遵從。
2. 初版於一五三六年三月巴塞爾出版。
3. 鄭仰恩著,《從加爾文到今日改革宗傳統:多元開展,與時俱進的信仰旅程》(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二○一八),頁四三至六八。
4. 祭司人員專用的祭典衣服,舊約年代有徵詢神的功能。
5. 可參考士師記十七至十八章。
6. 但也有其他原因,如適應不了語言的差異,或害怕下一代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傳承等。最終也非所有從英國逃到荷蘭的清教徒回到故鄉或移居到北美洲。參https://www.history.com/news/pilgrims-puritans-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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