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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还是留下,不是现在香港教会最需要正视的问题

去或留?这是香港现在必然正视的社会问题,也自然是本地教会要面对的问题。但我以为去或留不是重点。什么人去或留,才是重点。

一五三四年五月,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家乡,位于法国北部的小城镇诺瓦阳(Noyon)宣布放弃自己的教会奖学金,大多学者以为这表明他已决定与罗马教廷「割席」。后来他被法国权势所注视,于是易名并在国内游走。到法国的形势愈趋紧张,加尔文只好在一五三五年二月,向南逃亡到瑞士的巴塞尔(Basel)。翌年六月,他曾借法国的新教流亡者免责期潜回巴黎,以处理家庭事务及变卖部份故乡的家产。离开巴黎后,因为附近发生战争,他需要临时改变行程,路经日内瓦,本来预计停留一日。

不过,大家都知道,后来加尔文大半生(1536-1538, 1541-1564)都留在这个城市进行宗教改革运动。因为就在当晚,同是法国人、早在日内瓦推行宗教改革的法惹勒(William Farel, 1489-1565)从加尔文朋友路易(Louis du Tillet),得知这位《基督教要义》的作者在旅店过夜,便立刻赶到并强留他。可见加尔文决定在日内瓦过夜时,当然不是因为听见上帝的声音,要他一定要去日内瓦一趟。一切看来,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偶然。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要像大卫,在危难之中能拿出以弗得来寻求清晰的神圣指引(撒上廿三6-12)。然而,更重要的是:关键不在以弗得本身5,而是一个人的生命是否与主连结。后来追杀大卫的扫罗,就曾完全遗忘了以弗得的存在(撒上十四3)。两人最大分别不在有没有以弗得,而是扫罗忘记了上帝。一个人的生命不放上帝在眼内,就算再清楚的天启也不会使他们遵从(太十二39、十六4;路十一29)。

因政局不稳而逃亡,确是人的自然反应。不过,加尔文没有得到天启,不代表他不敬畏神。他在日内瓦的一生,虽然在后世有很多争议,不过很难说他只为自己而活。同样,承继他思想的改革宗,在往后一、二百年在法国受天主教迫害,在英国不容于国教圣公宗,可是他们的信仰非但没有中断,反而传承到各地。美国(前身是英国殖民地)就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例子。

是的,他们也没有以弗得,或许亦没有得着天启,没有指示去或留、去哪里的超自然异象,但他们的生命显然有清楚的方向——因为他们心中有上帝。不论去或留,他们继续建立教会,广传福音。什至,有些从英国逃难至荷兰的信徒,接受不到后者宗教过份宽容的情况,竟宁愿离开。即使改革宗的发展历史充斥人性的限制及黑暗面,但诚然在这段遭受迫害的时期活出了「基督替我们死,让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帖前五10)的精神。

反观当今很多海外汉人教会,早已十室九空,质素参差,会友很多都是老人,信二代早已避之则吉。离开了故乡,生活好像舒服点,但生命如失去上帝,就会沦亡。去或留,如果是一班生命没有与主连结、没有使命的教徒,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人就算走了,只会重蹈现在海外汉人教会的覆辙。香港教会又是否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装备或去或留的人,使他们无论在何地,都继续成为主的忠仆?

1. 条件是于这半年内回归成为罗马公教的教徒,显然加尔文并无遵从。
2. 初版于一五三六年三月巴塞尔出版。
3. 郑仰恩着,《从加尔文到今日改革宗传统:多元开展,与时俱进的信仰旅程》(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二○一八),页四三至六八。
4. 祭司人员专用的祭典衣服,旧约年代有征询神的功能。
5. 可参考士师记十七至十八章。
6. 但也有其他原因,如适应不了语言的差异,或害怕下一代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传承等。最终也非所有从英国逃到荷兰的清教徒回到故乡或移居到北美洲。参https://www.history.com/news/pilgrims-puritans-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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