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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悼念「北愛爾蘭的馬丁路德金」
休姆John Hume


休姆(John Hume)在八月初離世,享年八十三歲。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因精心策劃了愛爾蘭的和平方案而廣受讚譽,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作為社會民主勞工黨的領導人,他解決了北愛問題(The Troubles),達成「共識的愛爾蘭」(Agreed Ireland)。協議在倫敦、都柏林、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備受關注,並在一九九八年南北愛公投《貝爾法斯特協議》時,獲得壓倒性的支持。

休姆於一九三七年在德理出生,在德理文法中學唸書,並接受過短暫的神職人員培訓,大學畢業後成為教師。他在六十年代參與組織北愛民權協會,爭取就業、房屋、教育和投票的權利;更成立了社會民主勞工黨。他和妻子帕特(Pat)生了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

從六十年代開始,休姆帶領北愛爾蘭人度過民權運動、政治僵局和長期可怕的暴力歲月。大家都期待他的高瞻遠矚,能解決愛爾蘭歷史上最大的問題:如何確保愛爾蘭本島上所有的人都能和平、有尊嚴地生活。菲奧努拉奧康納(Fionnuala O'Connor)在《愛爾蘭時報》休姆的悼文中寫上:「也許再沒有一位領導人,能像他一樣一做便做了三十年,有能力抓住北方天主教徒的希望,並向全世界展示。」

我沒有直接與休姆合作,但偶爾會在德里的街道上遇到他。他知道我為少數民族工作,並非常積極向歐盟游說《歐盟種族平等指令》。在北愛爾蘭的身份和政治衝突中,他總是以非常熱情和關心的態度,來問我有關少數民族的問題和工作,他知道我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我也知道他患有老年癡呆症多年。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二○一四年,當時我正參加在德里舉行的北愛爾蘭工會聯合會週年大會。我在餐廳看到他和其妻子帕特,便走向他們的餐桌向他們問好。他問我是誰,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和工作。然後他說:「啊,帕特里克!」(編按:作者英文名Patrick)他作為德里人、經常在街上和人們聊天。我只是眾多人中的一個,更不是住在這個城市。他關心的是人,而不是權力的地盤;這樣的態度,改變了愛爾蘭人的民族主義。

別讓義憤使我們變得殘酷

北愛問題是政治上可怕的事情:它延續了這麼久,使人民的生活變得苦澀,更引起憤世嫉俗和令人驚惶的殘酷。儘管社會充斥著態度頑固、經常偏執的大英政治聯盟主義(Unionism),以及要面對英國政府的可怕政策,休姆知道,以武裝革命統一南北愛的運動,迫使英國撤軍,注定要失敗,因它從未得到多數北方民族主義社區的支持。即使面對來自天主教和基督教地下軍可怕的挑釁,以及佩斯利派人(Paisleyites,是指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領袖佩斯利所領導的牛斯特自由長老教會信徒)決心挫敗任何政治和憲法改革的企圖,休姆仍然冒著生命危險,與所有政治領域的人進行對話,包括來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地下軍。

一九六三年,休姆在德里成為年輕的社會活動家,當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華盛頓發表了精彩的演說「我有一個夢」。而休姆的夢想,是激勵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在就業、房屋和投票方面權利,擺脫數十年來制度化的歧視,並警告不要讓義憤使我們變為殘酷:「讓我們渴求不以痛苦和仇恨來獲得自由;我們必須在高度的尊嚴和紀律上,永遠進行鬥爭。決不能讓我們的創意抗議演變成暴力。」也許是這個固執己見的原則,卻塑造了他的遠見,讓他在北部和愛爾蘭島上找到最終的解決方案。

一九六四年,他在《愛爾蘭時報》寫了第一篇文章,談到北愛爾蘭的政治生活時說:「(若然)領導力是靠著旗幟和標語,毫無疑問這是非常舒服和最簡單的方法,但不負責任!」在隨後幾年的北愛問題上,旗幟和口號的領導,逐漸成為暴力的領導,痛苦和仇恨從四面八方傳來。但休姆卻以人的尊嚴,選擇了負責任地作堅強領導,試圖在分裂的社會中,建立體面的共識。在不懈地重寫北愛問題的歷史時,他警告:「北方的天主教徒只有兩種選擇。他們可以安然服從,作二等公民,或選擇以屠殺來通往自由與平等的道路。」("Catholic at the North had only two options. They could lie down and submit to a second-class citizenship. Or they could seek to slaughter their way to freedom and equality.")休姆就像金博士和聖雄甘地一樣,他們都知道是在兩種邪惡之間做出選擇。要達致改變,可以透過政治組織,通過集體抗議,以建立和維持國際聯盟;並使用流暢的語言和敏銳的分析,來轉化觀念。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一九九八年《貝爾法斯特協議》帶來的變化,更多的是由於他的堅持、勇氣和思想,這比子彈或炸彈的暴力更有建設性。

「誰怕和平?」

在漫長和絕望的重複暴力中,休姆本人的講話也常常顯得重複。他發表「單一可轉移投票」的講話,是透過對比英國本身「單一不可轉移投票」的傳統,來借喻他一直倡議的「平等、和解及統一」的游說策略,卻經常被人家嘲笑。他一直在說相同的話,使用相同的詞組:「你不能吃國旗」、「流汗是比流血好」、「分裂的是人,而不是土地。達成共識的愛爾蘭,比統一的愛爾蘭更重要」、「誰怕和平?」在最黑暗的日子裡,當他幾乎被黑暗打倒時,這些短語是填補沉默的方式,代替了痛苦的吶喊。

但他堅持下去是正確的,最終這些短語開始得到迴響,從試圖貶低和詆毀他的人的口中討論起來。當大家因愛爾蘭問題相互對立和排斥時,是休姆改變了這個問題。他的愛爾蘭民族主義是與人有關,而不是領土;不是考慮他們為了甚麼而死,而是考慮他們準備和誰住在一起,以這種思考來改變愛爾蘭民族主義。他的想法寫在《貝爾法斯特協議》和修改《憲法》第二條和第三條關於邊界和公民身份;其抱負是「和諧與友誼,團結所有共享愛爾蘭島領土的人民,他們的身份和傳統」。休姆這些短語,曾經被輕描淡寫地稱為"Humespeak",經過徹底反思後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語言。在我們當今世界看來,這種民族主義更加文明和體面。

虧欠他最多的,是那些不給他應得榮譽的人。當年休姆冒著可怕的風險,陷入了新芬黨(Sinn Fein)和愛爾蘭共和軍(IRA)挖出的道德深淵;他握住了他們沾滿鮮血的雙手,並將其拉上建設性的政治舞台。休姆充份了解到,他們很可能會取代自己的政黨,成為北方民族主義的主導聲音,然而他仍如此行。事實上,沒有他的帶頭和其他人的配合,很難想像和平進程是可能的。

在荒涼的年代,在那些原本活在毫無意義的衝突中喪生的人中間,休姆讓人有希望地活著。他向我們展示,我們不必成為受害者或作惡者,我們可以為正義而努力,不用為掠奪人性的怒氣而讓步。他清晰的講話,比震耳欲聾的槍聲更加有說服力和有效。那持續、體面的行為,雖然並不吸引,卻沒有被暴力的黑暗所誘惑。休姆給我們留下的,能成為與他同時代的人的鼓勵,並一同生活和工作在一個更好的島嶼上。引用詩人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話:「他離開了這個債務的國度,我們希望明天會更好。」("That kingdom he hath left his debtor, I wish it soon may have a better.")

重要的和平信念,不止說三次

休姆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為人民提供了希望,讓人看到解決的方案,並堅決反對殘酷的行徑。他冒著被暗殺的危險,不畏縮;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同樣的基本信念,直到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說:「我們無法擊敗對方,我們必須要彼此合作,在北愛爾蘭,南北雙方共同分享權力;在英國和愛爾蘭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彼此合作。只要每個人都受到公平的對待,並且尊重每個英國人和愛爾蘭人的身份,我們才能彼此生活。」

我們虧欠他的實在太多。我們如此幸運,如果不是在他遠見和領導下的方案,北愛爾蘭會陷入更多的內戰,宗派殺戮將會進一步升級,雙方的戰鬥更加血腥;也許南方可能會陷入困境,因為這場災難破壞了該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取得的成就。但休姆幸運地看到了他一生的成就得以實現。他就是我們的馬丁路德金。

妮娜西蒙(Nina Simone)當年為了紀念被暗殺的金博士,寫了這一首歌:

「在這個地球上,住著一個高貴的人,
他向同胞宣揚愛與自由,
他夢想和平將降臨,並留下來,
他將信息傳播到整片土地。
他懇求將另一邊臉頰轉過來,『愛你的鄰舍』就是他的信條,
痛苦、屈辱和死亡,他沒有懼怕。
是的,他不會躲避敵人,因為有聖經在他身旁,
很難想像這位偉人已經死了。⋯⋯」
"Why? [The King of Love is Dead]"

(編按:作者為在北愛爾蘭從事種族人權顧問工作。分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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