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每周论坛

国际

【特稿】

悼念「北爱尔兰的马丁路德金」
休姆John Hume


休姆(John Hume)在八月初离世,享年八十三岁。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因精心策划了爱尔兰的和平方案而广受赞誉,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社会民主劳工党的领导人,他解决了北爱问题(The Troubles),达成「共识的爱尔兰」(Agreed Ireland)。协议在伦敦、都柏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备受关注,并在一九九八年南北爱公投《贝尔法斯特协议》时,获得压倒性的支持。

休姆于一九三七年在德理出生,在德理文法中学念书,并接受过短暂的神职人员培训,大学毕业后成为教师。他在六十年代参与组织北爱民权协会,争取就业、房屋、教育和投票的权利;更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工党。他和妻子帕特(Pat)生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从六十年代开始,休姆带领北爱尔兰人度过民权运动、政治僵局和长期可怕的暴力岁月。大家都期待他的高瞻远瞩,能解决爱尔兰历史上最大的问题:如何确保爱尔兰本岛上所有的人都能和平、有尊严地生活。菲奥努拉奥康纳(Fionnuala O'Connor)在《爱尔兰时报》休姆的悼文中写上:「也许再没有一位领导人,能像他一样一做便做了三十年,有能力抓住北方天主教徒的希望,并向全世界展示。」

我没有直接与休姆合作,但偶尔会在德里的街道上遇到他。他知道我为少数民族工作,并非常积极向欧盟游说《欧盟种族平等指令》。在北爱尔兰的身份和政治冲突中,他总是以非常热情和关心的态度,来问我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和工作,他知道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我也知道他患有老年痴呆症多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二○一四年,当时我正参加在德里举行的北爱尔兰工会联合会周年大会。我在餐厅看到他和其妻子帕特,便走向他们的餐桌向他们问好。他问我是谁,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和工作。然后他说:「啊,帕特里克!」(编按:作者英文名Patrick)他作为德里人、经常在街上和人们聊天。我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更不是住在这个城市。他关心的是人,而不是权力的地盘;这样的态度,改变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

别让义愤使我们变得残酷

北爱问题是政治上可怕的事情:它延续了这么久,使人民的生活变得苦涩,更引起愤世嫉俗和令人惊惶的残酷。尽管社会充斥着态度顽固、经常偏执的大英政治联盟主义(Unionism),以及要面对英国政府的可怕政策,休姆知道,以武装革命统一南北爱的运动,迫使英国撤军,注定要失败,因它从未得到多数北方民族主义社区的支持。即使面对来自天主教和基督教地下军可怕的挑釁,以及佩斯利派人(Paisleyites,是指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领袖佩斯利所领导的牛斯特自由长老教会信徒)决心挫败任何政治和宪法改革的企图,休姆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与所有政治领域的人进行对话,包括来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地下军。

一九六三年,休姆在德里成为年轻的社会活动家,当时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华盛顿发表了精彩的演说「我有一个梦」。而休姆的梦想,是激励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就业、房屋和投票方面权利,摆脱数十年来制度化的歧视,并警告不要让义愤使我们变为残酷:「让我们渴求不以痛苦和仇恨来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高度的尊严和纪律上,永远进行斗争。决不能让我们的创意抗议演变成暴力。」也许是这个固执己见的原则,却塑造了他的远见,让他在北部和爱尔兰岛上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

一九六四年,他在《爱尔兰时报》写了第一篇文章,谈到北爱尔兰的政治生活时说:「(若然)领导力是靠着旗帜和标语,毫无疑问这是非常舒服和最简单的方法,但不负责任!」在随后几年的北爱问题上,旗帜和口号的领导,逐渐成为暴力的领导,痛苦和仇恨从四面八方传来。但休姆却以人的尊严,选择了负责任地作坚强领导,试图在分裂的社会中,建立体面的共识。在不懈地重写北爱问题的历史时,他警告:「北方的天主教徒只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安然服从,作二等公民,或选择以屠杀来通往自由与平等的道路。」("Catholic at the North had only two options. They could lie down and submit to a second-class citizenship. Or they could seek to slaughter their way to freedom and equality.")休姆就像金博士和圣雄甘地一样,他们都知道是在两种邪恶之间做出选择。要达致改变,可以透过政治组织,通过集体抗议,以建立和维持国际联盟;并使用流畅的语言和敏锐的分析,来转化观念。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一九九八年《贝尔法斯特协议》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坚持、勇气和思想,这比子弹或炸弹的暴力更有建设性。

「谁怕和平?」

在漫长和绝望的重复暴力中,休姆本人的讲话也常常显得重复。他发表「单一可转移投票」的讲话,是透过对比英国本身「单一不可转移投票」的传统,来借喻他一直倡议的「平等、和解及统一」的游说策略,却经常被人家嘲笑。他一直在说相同的话,使用相同的词组:「你不能吃国旗」、「流汗是比流血好」、「分裂的是人,而不是土地。达成共识的爱尔兰,比统一的爱尔兰更重要」、「谁怕和平?」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当他几乎被黑暗打倒时,这些短语是填补沉默的方式,代替了痛苦的呐喊。

但他坚持下去是正确的,最终这些短语开始得到迴响,从试图贬低和诋毁他的人的口中讨论起来。当大家因爱尔兰问题相互对立和排斥时,是休姆改变了这个问题。他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是与人有关,而不是领土;不是考虑他们为了什么而死,而是考虑他们准备和谁住在一起,以这种思考来改变爱尔兰民族主义。他的想法写在《贝尔法斯特协议》和修改《宪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关于边界和公民身份;其抱负是「和谐与友谊,团结所有共享爱尔兰岛领土的人民,他们的身份和传统」。休姆这些短语,曾经被轻描淡写地称为"Humespeak",经过彻底反思后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语言。在我们当今世界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更加文明和体面。

亏欠他最多的,是那些不给他应得荣誉的人。当年休姆冒着可怕的风险,陷入了新芬党(Sinn Fein)和爱尔兰共和军(IRA)挖出的道德深渊;他握住了他们沾满鲜血的双手,并将其拉上建设性的政治舞台。休姆充份了解到,他们很可能会取代自己的政党,成为北方民族主义的主导声音,然而他仍如此行。事实上,没有他的带头和其他人的配合,很难想像和平进程是可能的。

在荒凉的年代,在那些原本活在毫无意义的冲突中丧生的人中间,休姆让人有希望地活着。他向我们展示,我们不必成为受害者或作恶者,我们可以为正义而努力,不用为掠夺人性的怒气而让步。他清晰的讲话,比震耳欲聋的枪声更加有说服力和有效。那持续、体面的行为,虽然并不吸引,却没有被暴力的黑暗所诱惑。休姆给我们留下的,能成为与他同时代的人的鼓励,并一同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更好的岛屿上。引用诗人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话:「他离开了这个债务的国度,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That kingdom he hath left his debtor, I wish it soon may have a better.")

重要的和平信念,不止说三次

休姆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为人民提供了希望,让人看到解决的方案,并坚决反对残酷的行径。他冒着被暗杀的危险,不畏缩;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基本信念,直到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说:「我们无法击败对方,我们必须要彼此合作,在北爱尔兰,南北双方共同分享权力;在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彼此合作。只要每个人都受到公平的对待,并且尊重每个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身份,我们才能彼此生活。」

我们亏欠他的实在太多。我们如此幸运,如果不是在他远见和领导下的方案,北爱尔兰会陷入更多的内战,宗派杀戮将会进一步升级,双方的战斗更加血腥;也许南方可能会陷入困境,因为这场灾难破坏了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但休姆幸运地看到了他一生的成就得以实现。他就是我们的马丁路德金。

妮娜西蒙(Nina Simone)当年为了纪念被暗杀的金博士,写了这一首歌:

「在这个地球上,住着一个高贵的人,
他向同胞宣扬爱与自由,
他梦想和平将降临,并留下来,
他将信息传播到整片土地。
他恳求将另一边脸颊转过来,『爱你的邻舍』就是他的信条,
痛苦、屈辱和死亡,他没有惧怕。
是的,他不会躲避敌人,因为有圣经在他身旁,
很难想像这位伟人已经死了。⋯⋯」
"Why? [The King of Love is Dead]"

(编按:作者为在北爱尔兰从事种族人权顾问工作。分题为编者所拟。)

 

timeslookout
更多标签
payme
時代觀景2
活學教育中心
崇基學院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