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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山上的巴色樓:香港教會、慈惠辦學與客家族群

一九○四年落成的「主教山」配水庫近日引起廣泛文物保育關注,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主任李浩然即指出,配水庫不單有獨特的羅馬式磚砌圓拱門地下建築建構,更為不可多得的水務文物,承載一九一○年設立的九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發展史。1 因此,對「主教山」配水庫進行文物保護與修復,不單為香港保留城市設計的智慧與美學痕跡,更見證香港百年水利建設與九龍半島的供水日常。

是次古蹟保育引發大眾對「主教山」的興趣,有說「主教山」正名為「窩仔山」,以過去的窩仔村命名,亦因位於九龍塘背靠山坑,窩仔即有山谷之意。究其何以得「主教山」之名,除典故傳說臆測外,還未有充份歷史考證答案,但可肯定的是「主教山」上有巴色樓,就讓我們進入「主教山」配水庫的歷史時空,從「主教山」上的巴色樓看看當時香港教會、慈惠辦學與客家族群的關係。

在這一百七十多年的悠長歲月裡,香港教會與香港社會同步發展,經歷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轉變,可說是香港歷史的見證者,位於「主教山」上的巴色樓即為一例。查早於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瑞士巴色差會(Basel Mission)差派傳教士來港,學習華語、改穿華服、留髮辮,每天學習漢字三百個,專以客家人為服務對象,建立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香港亦是巴色差會傳教士學習語文、避難、休養和訓練華人教士的地方,藉此推動在華教會發展。2 因此,巴色差會即在一九○五年購得新九龍第一號及第一三八六號地段(即大埔道五十八號),以此建立巴色樓作為處理教務之辦事處。3 巴色差會檔案處存有多張巴色樓珍貴歷史舊照,其中不乏「主教山」側影,現臚列如下與大眾分享。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政治局勢出現急劇變化,基督教推行三自革新運動,加上韓戰爆發,遂起而驅逐外籍教士,切斷教會與外國差會關係。崇真會之教會不得不停止聚會,學校及醫院均被接辦。傳教士相繼離開中國,來港商討差會與傳教士去向。4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崇真會香港區會向巴色差會承購大埔道五十八號巴色樓全部樓宇及餘地,共七萬餘呎,地價十五萬元,並於七月九日簽署轉賣合約,直到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付清所有地價完成交易。5

在巴色樓建立以前,查早在一八九七年,巴色差會傳教士婁士鑒於深水埗頗多客家居民,且失學兒童較多,於是倡議在深水埗辦學,6 隨即更在福洲街建洋樓,於一八九八年招生開學,每逢主日,則假課室為講道之所,張聲和牧師曾道「深水埗分會生長頗速」。7 在凌善元牧師鼓吹擘劃下,深水埗堂終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正式自立,自立後人數日益增加,「深水多魚」成一時佳話。8 一九三一年,深水埗堂發募捐簿籌建新堂,同年深水埗堂將原址福州街三號交給政府,換得黃竹街十七號及十九號地段作為建築新堂之用,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舉行獻堂禮,更把禮堂樓下撥作學校之用,名為崇真學校。9 一九五○年九月,該堂又開辦崇真英文書院。10 一九五三年該堂在巴色樓東面建築新校舍,並於一九五八年在北面增設小學校舍,及至一九六二年增建與小學相連的中學校舍,到了一九六六年更開闢由巴域街通往學校的後山車路,此路即可通往「主教山」。其後,該堂於一九八二年籌建新堂,位於巴色樓舊址的新堂即在一九八九年十月落成啟用。正如歷史學家羅香林11 說:「教會與教育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現該堂屬下辦有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崇真書院、基督教崇真中學及沙田崇真中學四所學校,秉承先賢遺範,提供優質教育,服務香港社群。

盼望大眾在關注「主教山」配水庫保育之時,這則歷史圖像與檔案幫助我們更立體了解周邊歷史。二○二○年底,香港前路茫茫,或許民間對香港歷史與文物建築的珍視與保育,也是一點點微光凝聚盼望,守護我們愛惜的香港。

1.〈港大學者:曾對全九龍供水有重要貢獻 可成亞洲獨一無二配水庫公園〉,《立場新聞》,2020年12月29日。
2. 詳參湯泳詩:《一個華南客家敎會的研究 : 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眞會》(香港:基督敎中國宗敎文化硏究社,2002);湯泳詩:《瑞澤香江 : 香港巴色會》(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5)
3. 香港歷史檔案署檔案:HKRS 58-1-19-20, CSO 175/1902 extension “Land at Kowloon Tong in the New Territory (New Kowloon I. L. No. 1)—Application From Messrs. Dennison, Ram & Gibbs on behalf of the Basel Mission For —”; 香港歷史檔案署檔署:HKRS 581-25-37, CSO 4930/1904 extension “N. K. I. ls7 & 13 - extension to N. K. I. L. 4—Application From Messrs. Denison, Ram & Gibbs. on behalf of Basel Mission For an—”。
4. 有關三自革新運動之起源及發展,參刑福增,梁家麟:《五十年代三自運動之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1-124;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國福音會出版部,1997),16-34。
5. 余偉雄編:《香港崇真會立會140年紀念特刊》,110;百周年紀念特刊出版委員會:《香港深水埗崇真堂百周年紀念特刊,1897-1997》(香港:該堂,1997),17-18。
6.〈崇真幼稚園校務概況〉,〈崇真學校概況〉,載深水埗崇真堂:《深水埗崇真堂建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堂,1972),31-33。
7. 深水埗崇真堂:《深水埗崇真堂建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堂,1972),18—20;張聲和:〈香港巴色會本年捐題記〉,《德華朔望報》,第五期(1908年3月),280。
8. 丘育靈:〈深水埗崇真堂堂史〉,載余偉雄編:《香港崇真會立會140周年紀念特刊》,201。
9. 丘育靈:〈深水埔崇真堂堂史〉,202。
10.〈崇真英文書院校務概況〉,載深水埗崇真堂:《深水埗崇真堂建堂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該堂,1972),30-31。
11. 羅香林曾是香港崇真會之會長、副會長、崇謙堂執事、長老,關於其生平,參查時傑:《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1983),341-347;關於其於崇真會之角色,參崇謙堂董事會:〈悼念羅長老〉,葉貴廷:〈羅香林長老二三事〉,載余偉雄編:《羅香林教授紀念集》(香港:羅香林教授紀念集編輯委員會,1979),113-114,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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