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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女媳婿谈移民

爱儿、爱女、爱媳、爱婿:

虽然近来移民话题什热,你们身边的朋友已谈得如火如荼,惟直至现时,我知道你们并未思考移民的问题,更未有打算移民。

只是,未雨绸缪,我仍得准备,一旦你们思考应否移民而问我意见时,我应如何回答。

回想当年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了震撼全球的天安门事件后,胞兄姊们申请移民。那时,他们叫我考虑和他们一道申请,故我亦早已想过移民的利害和应考虑的要点。当时,我经过一番谨慎考虑后,决定不移民。这些考虑也值得和你们分享。

考虑可分三大重点:移民的目的、移民的后果和移民对身边人的影响。

为什么移民呢?有人是为追寻更好的(物质)生活,有人是为下一代着想,让他们受较好、较合人性的教育;也有少数人认为移民后,可作更大的承担,包括福音的承担,和为香港以及华人民主发展的承担。

移民真的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外国的住屋面积普遍比香港的宽敞,惟除此之外,可负担的生活质素不见得一定比香港好。再者,一旦移民外国,在香港的专业资格未必再可以发挥。所以要思考,若因此而要放弃志业,可会甘心?

外国的教育比较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和思考能力,也可以说是比较自由;而留在香港所受的教育,除了再趋向填鸭式外,还令人担心要接受洗脑教育。惟学校教育只是整个教育和社教化的一部份。人的成长,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受家庭教育或社教化的影响,而家庭教育是无形的。

家长自己有什么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常在家庭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影响了儿女。若果我们潜意识中有「但子女必须听从父母」的思想,若果我们的生活目标只是单靠食物(物质享受),虽然子女所受的学校教育,其设计是让他们成为有自己思想和更高生活目标的人,但可能后果却是反而增加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并增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隔断。

反之,若父母真能认识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的真谛,并且从心里认同,虽然活在一个威权社会,但子女会渐渐在家庭与父母相处中,把这些普世价值内化。若父母自己能好好自修,探究历史的教训,父母自然会在日常閒谈中,自然地让子女分辨王道和霸道的优劣。这样,子女反而能一生持守和宣扬普世价值。

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上下两代皆以提升人的心灵质素为志业,从事教牧或教育工作。我们做人的工作的,怎样最能帮助人呢?是借着建立关系,而渐渐感染人。受我们感染而生命得改变、更新、成长的人,都和我们建立了不可言喻的感情。若我们移民,恐怕他们会有被离弃的感觉。我们是否忍心如此?

我有四重身份,其中两重是必然的身份:我是天国子民,也是世界公民。另外两重身份是偶然获得的,父母因逃避政治运动的危害而来到香港生活,我成为香港人;我生于华人家庭,读小、中学时受良师引导而欣赏中华诗词和文化,我认定自己是文化华人。

你们也有此四重身份。我们既然必然是天国子民和世界公民,我们首要的使命是,自己活出和帮助人活出上帝的形象、保育上主美好的创造,实践上主的公义与慈爱,推广普世核心价值,出一分力建立让人活得有尊严的社会。香港人和文化华人只是偶然获得的身份,是可以另作选择的。可是良师已培养了我的爱国心,爱国不是盲目认同所有中华文化,而是分辨:文化精华的一面,要发扬光大;糟粕的一面,应尝试改革。

虽然,未来的香港可能是一个一言堂的社会,什至是一个不能讲真话、不能公开谈理想、不易实践使命的社会,惟这亦是考验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信、望、爱精神的大时代。

今周看报,某副刊专栏介绍两位很有意思的已故文化人──沈昌文和简志信。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两岸都轻易以言入罪的年代,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办杂志(前者更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提倡读书无禁区,简志信则狙击不少具争议的社会新闻,拆穿了好些权贵的真面目。

然而,他们并不打算亦没有作殉道烈士。反之,沈昌文不讳言当时他肩负政权交予的任务,定期上报文化人的动向;而简志信则常被批评为言词温吞,惟在戒严时期实是无可厚非。

这两个例子,让我深受触动,在时不我与的时代,我们仍可以纯如鸽、巧如蛇活出对上主无愧、对自己无悔的生命,并谨慎地推动社会前进,引导人步向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

爱儿、爱女、爱媳、爱婿,我们是否有信心和勇气作承担呢?

爱你们的Da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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