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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教會遇上自媒體

最近筆者有一個觀察(observation)和一個想像(imagination)。

觀察:教會及社會生態的轉變

一、以往教會生態

以往香港教會主要是由堂會(church)及機構(parachurch)組成。堂會作為牧養信徒的主要形式,機構則是延伸,與教會一起並肩完成福音使命。信徒奉獻給堂會,讓堂會能聘請牧者來照顧群羊多方面的需要;機構則是帶有特定異象的群體,有獨特事工(如神學院、差傳、敬拜、扶貧和出版等)或獨特的服侍對象(如大學生、工人、同性戀者、新移民、道友和囚犯等)。

這種堂會與機構合作的形式運作多年,亦行之有效。然而我們都知道,信徒的需要何其多,機構只能在某些方面支援牧養,大部份的擔子仍是落在駐堂牧者身上。這是過往的教會生態。

二、疫情下網絡生態的轉變

近年在網絡上出現很多內容創作者,即那些在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MeWe等)以個人或團隊形式開設專頁頻道,藉以發放資訊或提供服務的人。而當疫情迫使很多活動要網上進行、市民的娛樂或生活更繫於互聯網時,這些內容創作者的數量更大幅增加。台灣稱這些創作者為「自媒體」(在香港,相近意思的字眼是KOL,Key OpinionLeader。但筆者認為KOL的定義過於狹隘,無法描述那些也在網絡上創作內容的普羅大眾)。

自媒體的例子有許多,單說香港本地:比如最熾熱的政治評論上,蕭生(蕭若元)、陶傑、沈旭暉、李怡等(另一光譜的恕我不在此列舉了);學術界中,「湯博士的物理空間」、「虛詞.無形」,還有最近新書大印八萬本且幾乎售罄的「好青年荼毒室」;娛樂方面,Jason(大J)、Bob叔(煮家男人Bob's Your Uncle),及近期常掛在年輕人口邊的「試當真」;篇幅有限,其他範疇如旅遊、飲食、美容、投資、親子和運動等的自媒體,讀者有興趣可自行尋找。當然以上都是各界別最著名的例子,而默默耕耘的大有人在,甚至「總有一個喺左近」。

筆者歸納出幾個自媒體的特點(網上以此為關鍵字搜尋,也可找到很多簡介):

1. 在網絡上有自己的平台或基地(Facebook、Instagram、MeWe、YouTube,甚至是最新的Clubhouse);
2. 不屬於建制組織,即不需加入政黨、電視台(TVB、ViuTV、港台)等;
3. 但與建制組織有合作伙伴(partnership)關係,在不同組織間遊走。例如「試當真」也能接九巴廣告、「好青年荼毒室」亦能與港台合作搞《哲學有偈傾》等。

三、疫情下的基督教網絡生態

那麼這種網絡上的自媒體現象,有否傳入基督教界呢?答案是肯定的。自去年起,Instagram出現了一場基督教文化運動:「Delta Movement」1。這場運動的理念很簡單,門檻亦很低,就是藉邀請不同的基督徒專頁(內容創作者),在帖文加上#deltaδmovement這hashtag,來凝聚不同的創作者及鼓勵更多人加入創作內容。截至二○二一年二月九日,在Instagram已經有4818則帖子使用這個hashtag;保守估計,參與這運動的內容創作者有150-200個,當中大部份更是由平信徒發起。換言之,這裡有至少150個基督教自媒體存在。他們正運用自己的恩賜、發揮興趣,某些人更視之為回應召命!當中的形式十分多元:聖經研究、藝術設計、多元音樂、信仰反思神學整合、短片拍攝、輕鬆Meme、同路人團契等,亦有從線上到線下的聚會或活動。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基督教界亦正湧現這種自媒體現象。

想像:當教會遇上自媒體

既然現象已經出現,會對香港教會造成甚麼影響?教會又曾否構想過怎樣回應或迎接自媒體這浪潮?筆者在此大膽想像一下。

一、事奉重心的轉向

以往信徒的事奉主要圍繞堂會,按照堂會所需要的崗位而設,例如組長、敬拜隊、海報設計、兒童主日學、佈道隊、司事和音響控制等。近年常出現一個情況,就是崗位需要人,事奉人手(特別年輕的事奉者)卻不足,「十個煲九個蓋」(實際上可能只有五至六個蓋)。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是年輕信徒不屑堂會內的事奉崗位,他們感覺自己在堂會裡只是一個齒輪(或是螺絲?),自己是來填補事奉空缺的。當一個人做到耗盡(burn out)時,下一個便頂上,最重要的是堂會能繼續運作。在這情況下,堂會變得像社會,重點在於中心(建制組織)的發展,而不是個體獨特性的展現。當然,筆者也相信不少堂會有留心年輕人的獨特性並刻意引導和建立;但上文所描述的情況,亦是不少年輕信徒的共有經驗。

這種「以堂會為中心」的事奉與年輕人的精神格格不入,亦難以承載個體的獨特性,助人回應召命。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指出,從「八十後」開始,年輕一代大幅度地向後物質主義轉向,他們重視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不願跟隨建制的規則2。眾多基督教自媒體及內容創作者的出現,就正正是一例證。年輕信徒正跳出堂會的框框,運用網絡來展現他們的獨特性,發揮恩賜及回應召命。他們的行動不是因為堂會要求,而是感動驅使。

自媒體的興起,意味著事奉不再以堂會為中心。事奉的起點不再是堂會崗位缺人,而是信徒自行創建的平台或專頁,或更準確來說,是由聖靈放在信徒心中的感動開始。堂會能否看到這種事奉重心轉向的趨勢,並把握時機、迎上浪潮?

二、自媒體╳共享經濟

筆者看見其中一個與這浪潮相關的概念就是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共享經濟,是把多餘的資源,透過互聯網的平台與他人分享,從而獲得收入。大家熟悉的Uber、GoGoVan,或是Airbnb均是共享經濟的體現,即透過共享住屋、汽車、客貨車等硬件來獲利。軟件方面,個人技能、知識或經驗也能成為共享的資源。在共享經濟中,重點不再是擁有權(這資源屬於誰),而是使用權(這資源有多少人能使用);眾人同時是消費者與生產者。

這種共享以往在教會界偶有發生,不過僅限於堂會與堂會、堂會與機構之間。隨著自媒體的興起,將來會否出現更多形式的共享呢?例如「堂會╳自媒體」、「機構╳自媒體」,甚至「自媒體╳自媒體」?當然,基督徒共享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利或促進經濟,而是為了回應召命及各盡其職(弗四12),而共享的資源可以是空間、技能、知識或經驗等。

據筆者所知,有些教內人(例如Reorder Church、Ecolesia〔教會新生態〕運動)已在構思這種共享平台,讓不同的自媒體能連結起來,彼此服事(如共享空間)或一起投身服事(如一起關心窮人)。但即使平台尚未形成,已有些堂會或機構看見這些自媒體的力量,並主動與其建立伙伴合作(partnership)的關係。彼此互不從屬,但共享資源,例如流堂製作與「載野孩」和「神學二打六」合作、教新邀請「流散者們」到〈時代觀景.跨代牧談〉、辛福台邀請「麥田圈」及筆者到「青少年事工低谷會」分享等。

當自媒體這趨勢被重視,更多與之相關的共享發生時,事奉就真正出現去中心化和重心轉移,不再由堂會領袖去主導和安排了。每個信徒也能照著神給予他們的召命、資源及恩賜,個別或以團隊形式成為自媒體,去與其他信徒、其他群體建立伙伴關係,在新時代作新嘗試。當然,自媒體間能否持續連結來凝聚力量、同溫層問題會否惡化等,仍有待觀察和討論;這亦不代表堂會已失去價值。筆者相信在新常態下,堂會和牧者仍有其重要任務,只是需要轉型(這點容我另文再述)。總之,在這想像的未來中,「信徒皆祭司」不再只是口號或神學概念,而是實際可見、眾人活現出來的現象。

總結:觀察和想像

本文圍繞的是一個觀察和一個想像:筆者觀察到自媒體興起這現象,從而想像出一個「召命與共享概念結合」的未來。究竟「信徒皆祭司」這平信徒運動,能否在將來的香港成真?讓我們繼續想像、一起探索和認真試試……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7-12)


1. 《時代論壇》去年有一篇相關訪問。參《時代論壇》:〈「我地都可以建構教會!」年輕信徒的#DeltaΔMovement〉,1727期頭版專題,2020年10月4日。
2. 李立峯:〈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載梁啟智等編:《香港.社會.角力》(香港:匯智,2017),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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