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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神學怎樣面對城市掙扎?

城市怎樣過渡?一個城市進行根本性的改變(radical change),就要進入一個過渡期。在轉變之中,民意會從多元走向對立,兩極化後會變成主流獨大。因為像學者Elizabeth Noelle-Neumann指出,反對聲音會因主流聲音的強勢出現,而自動滅聲。

過渡性的社會是怎樣的?當舊的社會制度被拆去,新的制度未成立,社會就會處於一個閾界(liminality),或囧域,像電影《無間道》中的無間狀態,兩頭不到岸。人們活在不肯定的處境當中,兩面不是人。

香港人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管治,養成了學習而來的被動性(acquired passivity)。一旦要主動求存,會產生很大的心理失調。在長期不肯定之中,正如過去經歷根本性轉變的城市,如柏林、華沙、約翰尼斯堡等,會使人產生集體焦慮,甚至集體抑鬱。對不同的人來說,會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麻木地坐以待斃;有些人激烈反抗;有些人逃避現實;有些人遠走高飛。

因各人有不同的時間導向,會有不同的反應。過去導向的人(past-oriented),會緬懷過住的殖民社會,人有法治──雖然沒有自由;人有言論宗教自由雖然沒有政黨。又或者以為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普世價值。希望香港可以從殖民地演變成為西方民主社會,甚至影響中國內地的政治體制。

有人以現在的時間主導(present-oriented),執著只爭朝夕,沒有退路,今天不爭取一步到位,將來沒有機會。於是一切都是以矛盾結束。在一片過份樂觀之後,邁向過份悲觀。當類似希望又變成失望,就會產生深深的悲觀與抑鬱,覺得自己受騙。

有人以未來時間主導(future-oriented),如果中國是離不開文化大革命的基因,香港前途是暗淡無光的。相反,如果中國是以「改革開放,邁向小康」為主導,人們享有更大的自由,那麼香港前途,因為背靠祖國,光榮一片。所以有些人希望一國多於兩制,亦有人反之。

媒介本來是社會經歷根本過渡的潤滑劑,可以產生醫治的作用(therapeutic effect),成為發表各種意見的平台,或抒發感情和焦慮的地方。但媒介慢慢因為社會運動、社會媒體的同溫床,成了敘事的戰場,同一現象,各自演繹,充滿矛盾。

希望神學是甚麼?

面對社會掙扎,希望神學可以怎樣對應?希望神學是由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提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四三年看到德國漢堡被盟軍轟炸,遍地火海,在悲痛之中他問兩個問題:我為甚麼還活著?在黑暗中希望在哪裡?

於是他提出希望神學。終末論在基督信仰不是邊緣思想,不是世界終極,而是核心。如果耶穌基督的復活是真實的歷史事實,那麼衪的再來亦一定會發生,祂將來必定作全宇宙的王。這個終極的盼望,可以影響我們今天對世事的態度。

「天國」是可以有初熟的果子。耶穌說天國已經來到,就在門徒中間。所以「新天新地」(啟示錄廿一章;以賽亞書六十五章)是可以在今天有雛形,有初熟的果子。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不是百份百的烏托邦實現,而是在幽暗中看見一點光明。

在神學的進路上,莫特曼提出基督信仰的核心思想,不一定放在罪和救上面;不一定在創造或使命上;而是在終極終末的盼望上。以將來為本的基督信仰,可以影響我們今天在歷史中的態度與行為。

莫特曼引述但丁《神曲三部曲》,其中地獄之門寫著:通往這門之前要放下所有的希望。地獄就是沒有盼望的地方。所以對莫特曼來說,絕望就是罪!因為那是不相信神使人有盼望(羅馬書十五章)。絕望是悲觀,是自我抑制。絕望是認為甚麼事情都不會改變。我們只有坐以待斃。相反,希望神學重視的,就是歷史有新的可能性,歷史是一個旅程,只要我們有無比的信心與忍耐,事情是有開放性發展。

聖經人物中有不少是介乎雙重文化,是邊緣人、狹縫中人。亞伯蘭離開本族本鄉,尋找應許之地。約瑟在埃及地得以救活全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以理在巴比倫替王解夢;以斯帖在波斯拯救自己的民族;保羅介乎希臘和希伯來文化中間;耶穌基督也是從天而降而又再往天上。他們都是跨越文化的人物,有雙重的文化,成為橋樑,成為中保。

香港人亦是狹縫中人,有中西文化的夾雜。陳冠中寫的《香港三部曲》,指出香港人的特性就是不中不西的文化混合體。這是香港人的限制,亦是香港人的長處。一個新的組合。一個混種。香港本來在殖民地時代,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土(Richard Hughes語)。但香港人可以和諧共處百多年。

香港人不單與英國人交往,亦有從中國各省來的華人,並肩而行。多元與合一的混合體。香港人如果能夠發揮這雙重或多元文化的融合,可以面對將來。有兩件事香港人要學習做的。

第一要認識西方,不是零碎的認識。西方不是甚麼真普選,甚麼普世價值。而是真正認識西方的崛起、長處和缺點。其中有兩三本書可以參考:

第一本是韋伯的《社會學: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記錄一批相信加爾文主義、清教主義和循道會衛斯理主義的基督徒,怎樣結合簡樸生活,勤奮的工作,公平分享成果,使中產興起,實現良性的資本主義,減少貧富懸殊。

第二本是一位天主教神學家所寫的《理性、信仰與西方文化的掙扎》(Samuel Gregg: Reason, Faith and the Struggle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本來是理性(希臘)與信仰(希伯來)的文化結合。但後來慢慢逐漸放低信仰,不信啟示,不相信上層靈性。只相信科技、物質和一個機械的世界。如果沒有了信仰,漸漸也失去科學。在疫情蔓延的西方社會,可見一斑。

第三本書是薛華之寫的《前車可鑑》(Francis 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描寫西方文化與思想的興衰,十分獨到。香港人要認識西方文化的本質,西方文化的基因,需看其發展與危機。

第二件事,香港人要認識中國和東方文化。孫隆基所寫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和蕭建生所寫的《中國文明的反思》是好材料。可以看其文化的核心。印度裔新加坡人(Kishore Mahbubani: Has China Won)寫的是《中國贏了嗎》,看近代中國數十年的成果,對比美國走的不同道路。

另一本是有關東方化的。Gideon Rachman的Easternization,指出雖然過去二百年人類社會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甚至被其政治霸權主導。但種種跡象顯示,東方化、亞洲化和中國化的趨勢,慢慢興起。當然亦有中國的觀察員李世默(Eric Lee),他是個創科投資商人,看中國以能為本,用人唯才,社會漸漸對內對外開放,科技創新,有其獨特之處,不一定要走西方的路。

如果看清楚西方文化是甚麼?看清楚東方文化是甚麼?認識我們本質上是邊緣人、跨文化人,香港就可以從希望神學看歷史。

希望神學成苦難中的希望

希望神學的視點,可以在亞洲歷史中印證。印度的甘地,沒有一兵一卒,沒有官職,沒有權勢,卻能夠帶領印度獨立。日本經過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在二次大戰中的災難再次崛起。憑藉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五年一群藝術工作者,如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黑澤明、三島由紀夫等,探索日本人的身份與未來。正如大江健三郎在一九九四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當中演說:日本人模糊的身份。

中國經歷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入京,庚子賠款,亡國在即。革命成功,後來能夠統一各省,建立新中國,殊不簡單。經過文革浩劫,死了幾千萬人。如今改革開放,能走在世界前端,雖然困難重重,各方面都在進步。

不單在亞洲有希望神學的印證,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在苦難中的希望。希特拉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如今歐洲仍可以重建。東歐被蘇聯強壓之下,經過四十多年的霸權統治,當柏林圍牆倒下,見證甚麼事都可以發生。非洲加納總統Kwame Nkrumah帶領非洲國家獨立,脫離殖民地政權,重尋非洲人的身份、歷史、性格和故事。

希望神學給我們的就是在困境當中心存希望,在逆境之中有信仰。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天國是已經來臨。雖然人世間仍有幽暗,但基督至終掌管王權。

在煎熬的日子,我們的生命要扎根。恩光書院開創「時代領袖碩士」課程,從神學與聖經,以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世界觀和價值觀,檢視各種文化:西方、中國、亞洲、拉美、非洲等。亦看各種學問:文史哲、科學、藝術與社會科學。看未來趨勢、城市發展和地緣政治。希望以歷史視野、未來透視、處境詮釋,幫助我們信仰的實踐。

時代不是屬於觀察者的;時代不是屬於批評者的;時代是屬於參與者的。願我們在這錯綜複雜的世代,為主作鹽作光。

(作者為恩光書院院長。部份分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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