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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消息

從四位衛理公會會督生平看去留掙扎
洪善丰:學效前人面對政教張力

【時代論壇訊】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空間不斷收窄,不少人為了生活和前途,選擇離開家鄉。面對社會處境動盪不安,抱有信仰的基督徒該如何面對?如何決定自己的命途?在日前的網上講座「留下來的人──衛理公會四位中國會督的終章」中,主要研究循道衛理宗在華歷史的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宗教學哲學博士生洪善丰分享了四位中國衛理公會會督生平、他們在四九年前後的選擇,以及他們的結局,盼為今天的我們帶來啟發。

洪善丰指,一九四一年三月,正值抗日時期,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選出了四位會督。當時的上海是全國基督教的核心,許多教會、差會和機構都設於當地,又因為處於租界範圍,縱然周邊有不同的政權衝突,受西方管轄的上海未受炮火波及,亦成了周邊地區的避難所。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形勢急劇轉變,日軍向英美全面宣戰,不少外籍宣教士更成為日軍階下囚。不過,抗日戰爭後,教會仍未迎來平安。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面對無神論的政權,當時有不少信徒選擇離去,宣教士分批撤出,交棒給華人牧師。面對種種處境,四位會督如何在政權和教會的張力中作出選擇?

洪善丰提到,力宣德會督(George Carleton Lacy)一八八八年生於福州宣教士家庭,一九四九年新政權上台以後,他仍留在大陸。但後來形勢轉變,力宣德希望卻不獲批離境,洪善丰估計,這可能政權想在他身上套料、或視他為把柄。縱然面對政權的壓逼,力宣德卻在上主所安排的地方選擇留下,最終在中國離世,下葬時只有他的廚師為其作見證,情況坎坷。

力宣德會督安葬在福州洋墓亭教會公墓

Illustration of Foochow Mission Cemetery, ca. 1858, by Erastus Wentworth

生於一八八二年的黃安素會督(Ralph A. Ward)在美國出生,一九〇九年來華。二戰期間曾兩度被捕,困於集中營中,而在日軍侵華期間,他曾這樣寫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其他時期,(比當時)外國宣教士、中國信徒和中國教會更受當地中國人民尊重。這是因為在人民精神和肉體上受苦難時,教會伸出援手。」直到一九五〇年秋天,他曾離開中國,之後又回到亞洲,並建立了台灣及香港衛理公會。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黃安素回到天家。後來,教會在港台兩地都建立了「安素堂」,紀念這位牧者。

陳文淵會督生於一八九七年在福州出生,在杜克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但他最後回到中國,在大學任教。後來,政權為清除教內與外國和「不法勢力」的勾結,出現了控訴運動,陳文淵成為「控訴運動」中最早被批判的四位中國教會領袖之一。之後,有關陳文淵的消息已經不多,只知道他到了勞改營,一九五九年因病獲釋,最後因胃癌與肝衰竭,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於重慶病逝。

洪善丰指,江長川會督是最複雜、最具爭議的一位:他曾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並在控訴運動中控訴黃安素和陳文淵。他控訴的訴詞提及﹕陳文淵甘心為美帝主義和蔣介石匪幫特務所用,又指陳文淵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勾結,並幫助宋美齡主持的新生活運動,向美帝主義請求援助。我們或會問,應如何評價江長川?他是否攀附權貴?還是為保存教會而下跪?洪善丰指,江長川一生十分複雜,他在不同的權力和人物中穿梭,看似保住了教會,卻同時令許多信徒因失望而離開。而江長川對陳文淵的批判,亦對教會帶來了很大傷害。

最後,洪善丰提醒,面對去或留爭論,每個人都能對他人作出批判,但每個人其實面對的處境都不同,實是難以批判。因為各人都要親自向上主交帳,所以不需要用華麗的宗教措詞作解釋。他希望,透過四位曾在不同勢力和政權中穿插的會督能作為參考和鼓勵,讓我們學效前人如何面對政權和教會的張力,思考我們該如何為教會和小組作準備。

是次聚會由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及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合辦,在八月十八日網上直播,約有九十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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