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宣布自十一月一日起，所有人出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时必须使用安装于智能手机的「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再不能使用实体表格留下个人资料以备追踪疫情；十二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上，或难以使用「安心出行」的残疾人士可获豁免。措施公布距离实施只有十天，事前未有公众谘询，方向跟起初推行时政府高层所说的「不强制使用」有所逆转，也有医管局等一类公共机构随即表态跟随。网民在社交网络议论纷纷，而一些长期关心基层和露宿者的民间机构（包括基督教机构），亦开腔关注那些无力购买或不懂使用智能电话的贫寒巿民，担心他们会否因为新措拖而无法使用重要服务。
全球新冠疫情接近两年，近月本地每天确诊人数停留在个位数字，且绝大多数都是海外输入。然而，香港巿民一般仍是不会质疑追踪疫情的公共衞生需要，也愿意提供个人资料配合。但当智能手机上的一个二维码（QRcode）扫描程式，发展到被强制要求在所有政府设施使用，否则不准进入，它就很明显会随时有能力左右升斗巿民种种日常生活的基本事情──由使用公厕，到进入公共巿场买菜；由替婴儿领取出生证明，到医院接受诊治，以至参与亲友的火葬礼──倘若措施事前不经公众谘询，也大幅抹煞其他能达致同等功能的实体选项可能（例如填写纸张表格），而让一部智能手机成了大部份人生老病死的前提，是否合理？既置公众在保障个人私隐方面的忧虑于不顾，所造成的数码鸿沟更难以弥补，后果可大可小。事实上，近期一些机构为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所实行的措施明显超越了公共衞生的实际需要。例如有大学要求学生接种疫苗，否则不单禁止进入校园，连参与网络课堂的机会也剥夺。参与网络课堂到底如何带来传染病风险？宁左勿右、过犹不及的措施，既不科学，也无助公众认同抗疫方向，更难言顾及所服侍受众的基本权利与福祉。
在以言入罪风气日盛的今日香港，关于「众人之事」的讨论，即使议题如何切身，公众舆论仍然难掩动辄得咎的忧虑。至于获得百万计选民支持的一众代议士，今天或被取消资格，或被未审先囚，或要流亡海外。我们并不质疑当局执行抗疫措施的意愿和力度，然而对于本地政策圈子，到底还能从正式渠道得知什么民意，使政策得以顾及民情，实在难寄厚望。但无论政情如何变化，本地弱势社群的需要，仍然存在。在经常出尔反尔的政策环境下，替弱势社群发声最终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帮助，其实无人能料，却更突显发声者的情真意切。
在昔日耶稣的教导里，义人因为关顾贫寒的、饥饿的、患病的、在囚的、无家可归的，而备受上主嘉许（太廿五31-46）。今天面对红线任飘移，百万选民也不是什么权势，那些仍然愿意为弱者的需要而冒上风险、说句公道话的人，我们深信，上主也一样乐意嘉许赐福──即使他们不一定晓得，将这些关顾事作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其实就是作在上主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