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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克果不是宗教狂熱份子:
回應彭順強〈齊克果:在絕望中堅持自己在神前的獨特性〉一文

近日,彭順強在《時代論壇》發表了〈齊克果:在絕望中堅持自己在神前的獨特性〉一文,引用齊克果哲學,指出人「要在神面前堅持自己的獨特性,這就是堅持自己作為基督徒的信念立場。」齊克果反對人云亦云,固然沒有爭議,但彭氏卻錯解了齊克果絕望之意義:絕望的形成,並非只在於理想和現實之距離,而是在於「自我實現的不可能」。此外,彭氏過度簡化齊氏的結論為「要有信心,就是要放棄自己的意念,以致能夠得著神」,即落入齊氏所批評的「狂想」(fantasy):以為自己與上帝合一,事實卻不是。因此,本文根據去年本人在《時代論壇》發表的文章〈恐慌和狂想都是遠離上帝之絕望:疫情下重讀齊克果《致死的疾病》〉,指出齊氏提出其神哲學的真正處境:既反對自由主義,亦反對基要主義。

敬虔主義對齊克果的童年陰影

齊克果的父親Michael Kierkegaard為哥本哈根的羊毛富商,生活富裕,使齊氏衣食無休;然而Michael是一個宗教狂熱的敬虔主義(Pietism)者,1加上齊氏母親及兄弟姊妹紛紛早逝(多數在卅三歲即耶穌逝世的年紀前,已經離世;這令Michael深信是上帝懲罰),使Michael深信自己因犯罪而受上帝懲罰,因而終身鬱鬱不歡,不斷懺悔,對子女缺乏關愛。因此齊氏童年並不愉快。一八四一年齊氏神學畢業時,父母已死,兄弟姊妹之中只有兄長Peter仍在世。然而,由於齊氏後來批評丹麥路德會,身為牧師、後出任監督的Peter曾在教區會議公開批評齊氏,可見他與齊氏關係並不親密。

齊克果為何批評丹麥的國教丹麥路德會呢?當時丹麥九成人口自出生已受洗加入丹麥路德會,因此丹麥人成了基督徒的代名詞;丹麥人覺得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理所當然,信仰變得形式化、僵化、行禮如儀,根本沒有「經歷上帝」。這正是敬虔主義吸引部份丹麥人如Michael及神學家葛隆維(Grundtvig)的主因:他們以為可以在宗教狂熱裡得到「屬靈復興」。但主流的丹麥路德會則不然,面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衝擊,他們選擇以理性合理化信仰。雖然自由主義神學裡,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的詮釋學對當時的聖經研究有很大衝擊,但最具影響力的神學還是黑格爾(Hegel)神學。黑格爾主張世界史是上帝作為絕對精神的自我顯現,認為基督宗教是最理性的宗教,能對世上所有事情給予合理解釋。這種神學思想對丹麥路德會面對時代挑戰亦有正面意義,例如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後,丹麥實行君主立憲,路德會由「國家教會」改革為「人民教會」。按黑格爾的說法,歷史演變,包括民主改革,也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丹麥路德會總體來說也積極參與政治改革。然而,齊氏批評黑氏將信仰當成科學,抹殺了信仰的本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十一1)信仰不是基於理性推論,而是基於個人經歷上帝。

可能是由於齊克果被新正統神學家如巴特(Karl Barth)吹捧,加上齊氏本人不少主要著作都是針對黑格爾神學(如《非科學跋》,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因此大眾往往以為齊氏只是一個反對自由主義神學的福音派。然而,事實上,齊氏本人更痛恨的,其實是保守的基要主義。如他所言:

「如果我只有兩種選擇:以世俗思維、毫無思想、漠不關心地活在以為自己是基督徒的錯覺、慣性基督教(habitual Christianity)⋯⋯以及另一種熱心、超級正統(superorthodox)、裂教(schismatics)的慣性基督教──最壞情況下,我情願選擇前者⋯⋯前者起碼令人可以微笑,因為前者還有希望;後者卻令人發抖。」(The Corsair Affair, 52)

為何齊克果反對基要主義甚於反對自由主義?《致死之病》(Sickness Unto Death)提供了答案,而這答案正是彭文所不察之處。

致死之病對絕望的定義

《致死之病》討論絕望的問題。齊氏認為,所有人的存在就是絕望。首先,齊克果將自我作出三層定義:第一層是身心綜合,第二層是關係之關係(將身心關聯於一個「自我」,即自我意識),以及第三層精神(自我擁有超越自我的能力)。如我在舊文解釋:

「齊克果指出,人類所有自我實現之夢想,都涉及兩個意志:「不想成為自我」與「想成為自我」,但由於兩者皆不可能,故帶來「不想成為自我之絕望」與「想成為自我之絕望」。為甚麼不想成為自我與想成為自我皆不可能呢?因為不想成為自我,就是否定(當下的)自我,但想成為自我,卻是肯定(將來的)自我;而這兩個自我最終還是同一個自我。但完全否定當下的自我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下的自我消失了,人就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無法成為自我。」

自我實現的不可能是邏輯上不可能,因為「既肯定自我又否定自我」是矛盾。但彭文錯誤解釋絕望如下:

「齊克果指出有兩種絕望(despair):第一,不情願去成為理想的自我,這種不情願也包括某程度上的粗製濫造的理想本質,和絕望者與理想之自己的真實距離。第二,當這真正理想本質能夠有所突破時(如齊克果所說的「意識到一個無限的自己」),卻逐漸地更清楚和刻意地拒絕接受它。齊克果認為一個理想的真正自己,是認同神在基督身上所啟示的人類形象。」

「想成為自我」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人不可能擺脫身體,擺脫當下。但如果人完全放棄理想,安於現狀,就是無視自己的心靈,無視自己的潛能。因此齊氏才將絕望細分成四種:

1. 無限性絕望(欠缺有限性):人只看見心靈之無限性而忽略身體之有限性,故陷於狂想。
2. 有限性絕望(欠缺無限性):人只看見身體之有限性而忽略心靈之無限性,故放棄理想。
3. 可能性絕望(欠缺必然性):人只看見可能性而忽略必然性,故陷於狂想。
4. 必然性絕望(欠缺可能性):人只看見必然性而忽略可能性,故放棄理想。

而宗教狂熱正是無限性絕望的一例。「以宗教境界為例,人神關係就是一種無限化過程,然而在狂想下,那種把人從其狀態抽離出來的無限化過程只是醉薰。」2 齊氏指出,人是罪人,不可能主動與上帝建立關係。

由於絕望成因在於「當下具體的我」阻礙了實現自我,因此我們可以推想:如果人有能力創造一個「新的具體自我」取代「當下具體的我」,不就可以克服絕望了嗎?但齊氏指出,除了意圖擺脫當下具體的我並不可能以外,「創造新的具體自我」等同挑戰上帝的創造主權,冒犯了上帝。3 因此,齊氏的結論是:只有上帝透過耶穌基督建立神人關係,人才能超越絕望,得以在神人關係裡實現自我。

齊克果對待理性的態度

上述說法跟理性有甚麼關係呢?為甚麼齊氏說在自由主義下仍能「微笑」、有希望,但在基要主義下只有「發抖」呢?哲學家海涅曼(F.H. Heinemann)的《存在主義及現代困境》(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Predicament)及神學家威廉巴瑞特(William Barrett)的《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曾錯誤地視齊克果為「非理性主義者」,但事實不然;齊氏指出邏輯上自我實現並不可能,人因而絕望,這就是理性反省的發現。自由主義下仍有理性反省,人才有可能意識自己絕望,所以是有「希望」;但基要主義下,人連這可能性也欠奉。

理性不是信仰,卻令人發現信仰。齊氏在《生命的階段》(Stages of Life’s Way)總結其前期作品,將生命分成三階段:美學、倫理與宗教階段。在美學階段裡,人只追求情欲滿足;但在倫理階段裡,人以理性反省去思考倫理抉擇;當人意識到意志的選擇無法根據理性決定時,人才會由倫理階段躍升至宗教階段。至於那些從未理性反省的人,其實只不過是停留在情欲生命的美學階段:他們那種從未經過反省而追求的「宗教經驗」,與食色性也、飲食男女的情欲同質。或許他們以為經歷上帝就是要有精彩的方言和神蹟表演,要有激情的「敬拜」音樂,這是因為他們無法區分感官刺激與宗教經驗。這正是齊氏與士萊馬赫對信仰定義的關鍵差異:士萊馬赫在《基督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及《論宗教》(On Religion)僅僅定義宗教信仰為「感情」,但齊氏明確指出宗教情意是理性反省後才出現的、超越理性的宗教經驗。這正是彭文未有留意到的問題。

由於齊克果生命短暫,神學上未及發展聖靈論、教會論、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哲學上未及發展政治與社會哲學,已猝然而逝,因而長期被人批評為「個人主義者」(尤其是左翼哲學家如亞多諾Theodor W. Adorno等人)。針對齊氏社會性不足的問題,尼布爾兄弟(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及H. Richard Niebuhr)分別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及《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才將齊氏對存在的討論擴展至社會層面討論;近年Tilley的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mmunity in Kierkegaard’s Thoughts(2008)及Backhouse的Kierkegaard's Critique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2011)才發現齊克果在晚期的日記與筆記(journal and notebooks)手稿中曾經探討個人如何構成社會,藉此發展出齊克果主義的政治神學及政治社會哲學。可是齊克果研究在香港神學和哲學界仍極為冷門,在討論突破齊氏理路困難之前,應先從西方哲學史及歷史處境的角度理解齊氏的基本主張,以更好理解近代存在主義神學。  


1. 敬虔主義由菲利普·雅各·施本爾(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提出,主張個人屬靈經歷,反對信義宗的行禮如儀,主張信徒自行在家中讀經、祈禱及海外宣教。十八世紀三十年戰爭前後,信義宗的摩爾維亞弟兄會因受天主教迫害,有大批難民逃亡至德國主護村(Herrnhut);由於此村同時收容了加爾文宗、浸信宗及其他信義宗難民,因此很快發生教派衝突。然而,一七二七年八月十三日村民經歷一次祈禱會後,發生戲劇性改變,彼此合一,並認為這是聖靈澆灌的結果。自此敬虔主義盛行,除了促成信義宗及加爾文宗復興,還間接啟發十九世紀的聖潔運動和二十世紀的五旬節運動,算是靈恩主義的遠祖。神學上,敬虔主義接近基要主義,強調個人宗教經驗及聖經絕對權威。
2. Kierkegaard, Søren,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 Howard V. Hong &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32.
3. 同上,頁68。 

作者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專攻文化哲學、詮釋學、黑格爾哲學、齊克果哲學、語言哲學及歷史哲學,
對於大公教會禮儀與聖樂有濃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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