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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與工運(二)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角色

十世紀下半反殖運動的崛起,促使差會和教會反思自己的使命和存在的意義。就宣教的理念提出「上帝的使命」missio Dei4的觀念,意即教會不是主,上帝才是主。教會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的,教會在世間是為了貫徹上帝的使命,去服事人群,照顧他們各方面的需求,而不是去征服世界,建立基督帝國。mission既是使命,也是宣教。上帝的使命不單是名詞,去講、去宣講話語╱道;上帝的使命也是動詞,去做、去落實「道」。

  由於作為建制的教會受制於本身的體制,一些專門的教會小群體興起。它們沒有歷史的包袱,能更靈活、更少掣肘地運作。他們的事工與傳統教會有別,他們可以沒有崇拜、聖禮、教友名冊,也可以從事堂會不方便去參與的事工。但他們仍是貫徹上帝的使命的器皿,他們也是基督身體的肢體、上帝的子民、聖靈的群體。換言之,教會機構,或翼鋒教會para-church organizations、基督徒行動群體也是貨真價實的教會,與宗派教會互為肢體,互相配搭去實踐上帝的使命5。堂會、宗派教會不能壟斷「教會」的名號,接受教會機構也是教會,是拓闊了教會的自我認識。

  香港的「加工貿易型」製造業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崛起,此時教會已經在本地有百年發展的歷史,許多體制已經定型。對於工業化的潮流未能急速回應,五十年代教會仍忙於應付內地難民湧入的問題,除了傳福音外,還致力向他們提供居住、教育、醫療的服務,協助他們解決最逼切的需要。其間教會與殖民地政府關係良好,教會以改良主義的心態,成為政府社會服務和學校教育的「承辦商╱判頭」。在現存的政治架構下以最低的價格,為市民提供最佳服務。彼此唇齒相依,教會自然不會挑戰較敏感的政治課題,如殖民地政府的權力的合法性,或推動社會體制的改革。6

  六七暴動突顯了香港社會架構的矛盾,工人階級的權益嚴重被忽視。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六八年的成立,代表宗派教會的聯合機構——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對工人權益被忽視的關注。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與世界各地及亞洲的教會、教會機構有密切的聯繫,互相交流,視野比較廣闊,更重視各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對信仰的影響和塑造。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以教會機構的形式,專注社會及教會中被忽視的工友。當時工人不享有有薪假期,女工也沒有產假。「勞工權益幾乎完全不受法例保障。」7連工友也接受欠缺權益是理所當然的,誰叫你窮?誰叫你活在殖民地?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面對各種的課題並沒有解決的方案藍圖,只知道舊有的一套對當下的課題不管用。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董事不是指導職員去推動事工,多屆的主席陳立僑醫生樹立了信任職員、支持職員自由發揮去發展工作的模式。各職員將前線的經歷和困難帶回職員會,互相坦誠的批評和建議。靠職員的主動,摸著石頭過河,邊走邊嘗試找出路,憑使命感在實踐中找出路。(待續)


4 Wilhelm Anderson, 'Further Toward a Theology of Mission', in Gerald Anderson (ed) The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 NY:McGraw-Hill, 1961.pp. 301-304.

5 Kwok Pui-lan, 'Ecclesiological Issues Emerg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Parachurch and Action Groups' in CTC-CCA (ed)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 search for a relevant ecclesiology in Asia, Singapore:CCA, 1983 pp. 60-65

6 江大惠:〈八十年代教會聯合關社行動評議〉,氏著《既濟與未濟》,香港基督徒學會,1996,頁94。

7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2000,頁14。


(第八九八期,二OO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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