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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轉職情況到底有多惡劣?

《二○○四香港基督教教會普查簡報》剛發表不久。從已公佈的資料來看,顯示了教會在質和量方面的某些進步(見胡志偉牧師在http://www.hkchurch.org的評論〈我看「二○○四香港教會普查」〉)。至於教牧同工轉職情況,從數字看,卻沒有改變。因公佈的資料不多,對此現象暫時難作詳細分析,現只能提出幾個觀察和繼續討論的方向建議。

  普查資料顯示:堂會過去五年(二○○○至○四年)教牧同工轉職(原因包括:離職、調職、退休或離世等)人次,與全港受薪教牧同工人數的比率為53.9%,比一九九九年所作調查的57.4%為低。這情況似有改善。然而,若仔細查看,便發覺因二○○四年全港受薪教牧同工(包括主任牧師、堂主任、牧師、傳道/宣教師、傳道幹事/助理)人數增多了557人(由一九九九年的2579人增至二○○四年的3136人),以致計算出的轉職的人次亦增多了,由一九九九年的1480人次增至二○○四年的1690人次,即增多了210人次。故此比率的降低並不表示轉職人次的減少,反而在增加。加上從堂會內部來看,近七成(69.5%)的堂會(即820間)在過去五年間曾有教牧同工轉職。

  至於教牧同工離職(指離開現有的事奉堂會轉換另一事奉工場)情況,二○○四年調查的、堂會過去五年的教牧同工離職的人次與二○○四年全港受薪教牧同工人數的比率是46.4%,與一九九九年的數字(46.6%)並沒有明顯改變,但因全港受薪教牧同工人數的增多,故二○○四年調查的過去五年離職情況為1455人次,比一九九九年調查的1201人次實質又增加了256人次。從此數字,轉換工場的實際人次的增加,比總轉職人次還多。

  上述數字實在叫人關注牧者轉職離職的現況和對教會的影響。此等普查數字是否表示牧者轉職離職的情況在惡化中和十分惡劣呢?

  分析現有數據時要注意,牧者轉職離職的資料乃以人次作統計,例如:同一位教牧同工在該五年內,分別離職二次和退休一次,調查中便顯示為三人次了,但牽涉的只有一位同工。依此,離職的1455人次中,究竟牽涉多少位同工呢?有多少同工出現離職頻繁的現象呢?此等同工是否有某些個人因素影響其事奉工場的穩定呢?

  資料顯示,近七成(69.5%)的堂會(即820間)在過去五年間曾有教牧同工轉職。這數字十分嚇人。但因轉職是包括離職、調職、退休或離世等原因的。雖然調職、退休或離世者只佔總轉職的1690人次中的235人次。究竟當中有多少堂會的同工轉職只是基於調職、退休或離世等較自然的原因呢?有多少堂會的同工轉職是因離職呢?就算原因是後者,當中轉職的同工在該等教會的事奉年期有多長呢?若其事奉年期超過某個數目,如六年或十年而轉職者,又有多少呢?假若能有此等數字,當然仍在乎論者怎樣看待事奉年期與同工委身、對教會好處等的關係。

  至於同工轉職集中在哪類型的教會呢,是小型的教會?大型的?抑或其他類型的呢?較大型教會的同工人數相對較多,故若同工轉職情況較多,仍較易理解。若多在較小型教會發生,其影響是否較大呢?

  教會認為該堂同工離職的原因是甚麼呢?離職同工自己又認為離職的原因是甚麼呢?過往很多討論,嘗試指出同工離職的可能原因。有論者認為是教會的領袖和制度未能給予牧者足夠空間和信任去發揮,或對剛進工場的傳道人未有足夠的支援和忍耐,或教會未夠尊重牧者的屬靈權柄等。另有論者則認為是新入職的牧者好高慕遠,或未懂與人建立親和關係,或未有足夠的事奉牧會訓練,而神學院亦未能提供切合時代需要的神學課程等。該等成因都是可能的,不過多是透過觀察推測而得,究竟該等原因中哪些屬於較重要呢,就少有普查數據作支持。望能有其他調查研究作更客觀而深入的討論。

  或許我們對牧者轉職離職的現象十分關注,甚至視為嚴重。然而,有點奇怪的是,在調查堂會發展的困難時,只有0.7%堂會表示「同工人事變動」構成堂會發展的困難,亦只有0.8%堂會表示「同工人手/恩賜配搭」構成堂會發展的困難。反而26.5%堂會表示「同工人手不足」(二○○四年教牧職位仍有14.5%的空缺率,共574個)是主因。牧者轉職離職對教會的影響似乎沒有一般印象中的大。這只是調查問題的設計使然?是答卷人的主觀使然?抑或教會真的如是想?「同工人事變動」不構成堂會發展的困難,是壞是好?

  究竟牧者轉職離職的情況是否十分惡劣呢?似乎仍有待作進一步的資料分析,甚至需要進行更細緻的調查和考究,以能得知更確切的現況。至於如何理解此現況,及如何關心和訓練牧者,就需要更多的討論了。

(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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