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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倾向歧视与其他有关同性恋的社会讨论一样，是涉及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也涉及人权和道德的争议。在面对反性倾向歧视的立法建议，香港教会应采用甚麽策略呢？这涉及七个层面的问题而它们又是相互牵动的：一、定位；二、方向；三、时间；四、目标；五、手段；六、代价；及七、外在和内在的规範。

　　本文并不尝试为教会建议一个最好的策略，而是希望能帮助香港教会更全面及长远地部署如何回应因同性恋所可能引发的社会争议（包括了反性倾向歧视立法和同性婚姻）。

一、定位

　　定位是指教会在香港社会制定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内容和程序时，希望扮演甚麽的角色。教会定位至少可有六个选择：决定、主导、影响、脱离、对抗及解放。

　　在作出定位的选择时，教会也要先掌握香港社会的特质。香港社会并不是一个以基督教价值为主体的社会，而且是相当多元化的。由教会去决定社会政策和法律只有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才可以做到。即使在殖民地统治时期，教会在影响力上可能是较大，但还不可以说是主导社会政策和法律。除非教会采纳极端的属灵和属世二分的理念，那教会也不会采用脱离的定位。香港的社会也不是一个非常不公义的社会，所以教会也不会采用对抗（更遑论解放）的定位。相信大部分教会都是以影响社会政策和法律为定位的。

二、方向

　　若教会定位於影响社会政策和立法，那关键是教会所发挥的影响是否有效。影响的有效性是在於教会能否成功地使社会能长远地选取教会所希望能达致的方向和目标。教会在影响社会政策和立法时，可以有以下的方向：（1）促使基督教价值成为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基础或内容；（2）防止不符合基督教的价值成为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基础或内容；（3）促使基督教的价值成为在制定社会政策和法律时的重要考虑；（4）支持一些与基督教价值相符的世俗价值成为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基础或内容或在制定社会政策和法律时的重要考虑；（5）保障教会能继续自由地奉行基督教的价值。

　　在涉及同性恋的争议，教会早年曾以方向（1）来反对肛交非刑事化。在今次反性倾向歧视立法上，教会则主要是根据方向（2）来制定具体策略。在香港民主化或维护法治上，方向（4）似是教会所采的方向。方向（5）则是教会在两年前反廿三条立法时的方向。在其他反歧视的立法如反残疾歧视和种族歧视，究竟方向（3）还是方向（4）才是教会的方向，那就视乎反歧视是否可视为基督教价值或只是与基督教价值相符的世俗价值。

三、时间

　　这里只是指出在影响社会政策和立法时，教会可能要因应涉及的社会议题而有不同的方向。圣经未必可以笼统地规定只有一种方向是教会在影响任何的社会政策和立法时都应采纳的方向。教会所采纳的方向也可能因应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而会不同。这方向及跟着的目标和手段亦可因应长期、中期和短期的考虑而有转变。当然定位和方向性的因素通常属较长期的考虑，而目标则属中期而手段会有更短的周期。

四、目标

　　若教会在某一社会议题采纳了一种方向，那方向会进而使教会采用相应的目标。但若方向是不同的话，目标就很大可能会不同了。如上所述，教会在反性倾向歧视立法上，主要是根据方向（2）来制定具体目标。在防止不符合基督教的价值成为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基础或内容为方向下，教会现在的目标就是阻止立法反性倾向歧视。当然即使是以这为方向，目标仍可以有不同。教会在决定应以甚麽方向来看待反性倾向歧视立法或方向（2）在这社会议题是否最适合的方向，那就要看在方向（2）之下的目标及所采用来达致这目标的手段在代价上是否过大；或是否会受到外在及内在的规範而使目标难以达到。若是的话，教会可能要调校手段或目标，但也有可能要调校方向。但最终还是要看教会的定位。这些因素是相连紧扣互动的。

　　下面我会分析现在教会在反性倾向歧视立法上所定下的目标及所采取的手段，在计算代价及外在和内在规範下，目标能否能够达到。如上所述，教会现在主要的目标是阻止立法。这是因为教会相信同性性行为根据基督教的价值是不道德的。反性倾向歧视法律容让了不符合基督教的价值成为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基础或内容，所以要阻止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

五、手段

　　教会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一人一信的方式向政府表达反对立法的立场；并在报纸刊登广告显示相当数量的人和团体是反对立法的。

　　在反对立法时所提出的论据有：同性恋者免受歧视并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让同性恋者得到特别的保护，但却没有理据支持他们当受到特别的保护。性倾向只是单凭个人的声称，客观上难以验证，故易被滥用，导致不必要的诉讼，对不认同同性恋的人造成困扰。不认同同性恋的人在一些生活领域如雇傭和租赁楼宇的自由受到限制。反性倾向歧视的立法预设了同性恋於道德上是正确的，把同性性行为正规化。立法造成滑坡效应，为同性婚姻开路。立法造成骨牌效应，将来也可能制定立法禁止歧视其他性倾向或喜好如娈童和性虐待。不认同同性恋的人提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言论会受到惩罚。学校即使不认同同性恋也要使用赞同同性恋的教材。

六、代价

　　评估手段在於其成效，而成效不单是看目标是否能最终达致，也要看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合符效益和对教会长远的定位和方向的影响。代价并不单是计算金钱，而是关乎教会内部的团结、教会与社会其他团体的和谐关系和教会在非信徒眼中的形象。更根本的代价是这些因素会否增加教会完成其终极使命的难度。代价实际上会有多大又要视乎外在及内在的规範。

七、外在与内在规範

　　外在的规範是指教会所处的社会定下了一些在讨论公共政策和法律时的普遍规则。任何人（包括了教会）在参与公众讨论时都得遵守，违者就要付出辩论上的代价。这些规则可分为道德性和程序性的。而社会实际上有一些甚麽实质的规则，要视乎这社会所处的状况。

　　如上所述，香港是一个多元的世俗化社会。公共政策和立法并不视宗教的论据为有力的理据。这不是说教会不能在讨论公共政策和立法时提出宗教的论据，而是这样的论据并不会有很大的份量。反过来这可能使非信徒抗拒这些宗教论据所要推动的价值。问题不是社会是否应该是这样，而是社会事实是这样。教会可能认为这样的社会是堕落的，但除非教会要改变它的定位，不然若教会要影响社会政策和立法就必须把社会的状况和这外在的规範计算在内。因此教会在影响社会政策或立法时，要能提出一些非宗教性的论据来支持教会所定下的目标（即使该目标是源自宗教性的价值）。

　　而程序性的规则是指在提出论据时，这些论据得符合一些社会公认的基本逻辑及证据的要求。超然的宗教论据在讨论社会政策和立法时并不能超越这些程序性规则而不需付出代价。

　　至於内在的规範，是指教会在某一社会议题所提出的论据会否与教会其他的价值存在冲突，或是教会内部对是否出现冲突存在分歧。

　　针对教会反对立法的手段和提出的论据，我会根据上述外在和内在的规範作出一些初步的评估，看这些手段的代价有多大和是否合符效益。评估的第一步是要掌握香港讨论公共政策和立法的外在状况及支持立法者最主要的理据。

世俗社会的人权论据

　　如上所述，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而香港社会也跟从很多西方社会的发展追求人权保障。人权成为讨论社会政策和立法时的皇牌。只要人们能把他们的诉求包装成涉及人权的诉求，那他们的诉求在世俗的道德天平上就会有很重的份量。支持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人就是以人权为最重要的理据。人权要求人人（包括了同性恋者）得到平等的对待。人权也要保障人的尊严，而性倾向是涉及人的尊严的。这人权的诉求简单易明，也有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委员会的判决为支持，在公众辩论上已占得上风。

　　教会可能认为性倾向不涉及人权而是道德的问题，但问题是社会愈来愈多人认同性倾向与人权是关连的。教会提出性倾向不涉及人权或同性恋者不需要给与特别的保护而提出的论据，在论述上是触及支持者最根本的论点，若成功的话的确是可以驳斥支持者的说法。但问题是这进路涉及相当复杂的人权理论及政治哲学，在公众讨论上难以用简单易明的方法申明立场。此外，即使以这进路，在已经世俗化了及高度个人化的现代人权理论和哲学中，也很难成为主流。我不是说教会不应提出这样的论据，而只是说教会必须明白这论据在公众讨论上的局限。

　　因为支持者是用人权这种皇牌式的论据，任何较低层次的论据在其之前就都会显得软弱无力。如提出反性倾向歧视法会很容易被滥用的论据，就是较低层次的论据。任何人的制度都有可能被滥用，若反性倾向歧视法有可能被滥用，那就只需制定设施防止被滥用。另一理据是反性倾向歧视法会使不认同同性恋的人在一些生活领域（如雇傭和租赁楼宇的自由）受到限制。但由於他们所受到的限制不属於基本人权的範畴，与支持立法者的人权皇牌一比之下，高下立见。提出这样的论据可能会适得其反，使人觉得教会没有充份理由去反对立法。

　　教会提出「反性倾向立法预设了同性恋於道德上是正确」的论据，在很多人眼中会觉得这实际上是说同性恋并不一定是道德的，甚或是不道德的。但同性恋是否道德（或甚麽是道德）在讨论公共政策或立法时是不能建基在单纯的宗教观点上。即使教会没有明确说出不道德的理据是宗教性的，但若只是提出同性恋是不道德但没有非宗教性的理据去支持，信服力将不强，这也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教会要把宗教的道德观加绪非信徒身上。

滑坡效应与骨牌效应

　　在公众讨论上，参与者都要符合一些程序的要求，论据在逻辑关系和证据上都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滑坡效应」的说法在逻辑上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使教会引用北美的发展来支持这说法，但也只能提出它的可能性。只具可能性的论据说服力上并不太强。同样地，「骨牌效应」在逻辑上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再者，即使教会在提出这论据时已指出不是要把同性恋与娈童和性虐待等同，但一般人没有太大困难，也不需要用很复杂的理论，就可把同性恋与娈童及性虐待的道德性区分出来。把一个概念推展得太尽，会反过来削弱了本身的论据，给人词穷理尽的感觉。

　　这问题在「不认同同性恋的人提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言论会受到惩罚」这论据上就更明显了。若立论的事实根据出了错的话，那整个论据就会崩溃。即使引用现在已有的反歧视法中的中伤条款，只有当一个人因另一人的性倾向而藉公开活动煽动对该人的仇恨、严重的鄙视或强烈的嘲讽，那才算是违法。若所作出的行为包括威胁对该人的身体或其处所或财产加以损害；或煽动其他人威胁对该人的身体或其处所或财产加以损害，那才会有刑责。单纯只是提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言论是不会触犯反性倾向歧视法的。同样地反性倾向歧视法在适用至学校时，也只会规定学校在收纳学生、给予学生获得或享用学校提供的利益、设施或服务和惩罚及开除学生时，不能因学生的性倾向而有较差的对待。反性倾向歧视法不会迫使学校使用鼓励同性恋的教材。以这种论据反对立法，使人觉得教会是无限上纲，甚至认为教会不理性。

　　至於内在的规範所可能产生的代价，教会内部诚然在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反对立法的理据与其他基督教价值如爱、包容、公义等也是存在张力的。

教会将要付出沉重代价

　　在这里我仍难以判断以阻止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这目标能否成功。但依据我的评估，即使教会能成功地阻止立法，我认为教会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教会的公众形象将会受损。教会在内部及与外间团体的和谐关系也会因而被破坏。长远而言，这可能会反过来使教会在参与有关性倾向的社会政策和立法，甚至其他涉及道德的社会议题的公众讨论，处於弱势。若教会真正的战线是在文化上而非法律上的，那现在教会阻止立法的目标代价可能是太大了。

　　但从上述的全盘分析，教会还是有其他选择的。教会在影响社会政策和立法时，方向可以是促使基督教的价值成为在制定社会政策和法律时的重要考虑；或保障教会能继续自由地奉行基督教的价值。

　　目标也可以调校为赞成立法，透过积极参与讨论立法的实质内容，争取一些基督教的价值能成为立法时的重要考虑，釐清歧视的定义和反歧视法的适用範围，使教会（包括教会所办的学校）能继续自由地奉行基督教的价值，宣讲同性性行为并不道德的宗教信念。理据是教会有信仰的自由。即使在平等这人权原则下，社会也不能以反性倾向歧视法去强制其他人认同同性恋；或禁止人们基於他们由传统价值或宗教信仰而来的信念，表达他们不认同同性性行为的看法。不然就会反过来损及其他人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

　　我重申我并不是认同同性恋的道德的，也不是说教会不应反对制定反性倾向歧视法，而是要提出一个思考框架让教会能更全面和更长远地设定一个适切於香港这多元化社会的策略，让教会参与公众讨论、影响社会政策和立法及完成教会的终极使命。

（分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