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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論壇

螳臂集

烙印

九九九年,很值得記念的一年,除一般被認為是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外,更是法國大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五四運動八十周年、中共建國五十周年……,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終是十年前發生的六四天安門民運事件。

  當時我仍在唸中學,在中共軍隊清場前,從電視及報章上看到有關學生與市民義無反顧的指出國家的腐化,要求更開明和民主的政府那種情景,叫人十分感動,當年我也有跟同學到新華社門前靜坐請願。

  十年下來,隨著時間過去,對當日的情景開始淡忘,也似乎逐漸接受了部分社會人士推介的觀點。「要放下六四的包袱,最緊要的是向前看,國家不是在不斷進步中嗎?」「那件事任何人也不想發生,但中共若非這樣做,後果將更嚴重。」「這事還是交由歷史去評價好了。」

  不過,近日翻看一些有關當年事件的書報畫冊時,一幅幅的圖片就將當日的情景一幕幕重現眼前。事隔十年,感覺依然,到底是一件令人悲慟的事,年輕的生命如此白白的斷送,當權者何時才有勇氣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

  由廿三名記者合著的《採訪六四的烙印》,對當年到京採訪的點滴,有以下記載:

  給開車的司機對我說:「怎麼說呢……學生們顫動我的心。我唸書不及你們多,不懂解釋為甚麼。『反官倒』、『反腐敗』這兩句口號就太得人心了。」

  「你們是哪一個單位?啊!香港來的,好極啦!請將我們的消息傳回去,如實報道,多拍一點鏡頭……,這裏的位置好一點,我來保護你。不用怕,盡量拍好些,辛苦你們啦……」

  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訪港時曾說過,他的人生觀深受物理大師愛恩斯坦一番話影響:「面對醜惡的事,如果不口誅筆伐,即就無疑是幫兇!」

  跟其他民運人士如魏京生、王希哲、嚴家其、劉賓雁、方勵之等的命運一樣,王丹去年也被放逐到美國。十年前,王丹考上北京大學因他崇尚北大「民主、科學」的傳統。而他選讀歷史,是因為他體認到,「一個民族只有認清自己的歷史才會更好地進步」。

香港基督徒新聞從業員團契供稿)

(第五九九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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