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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臂集

烙印

九九九年,很值得记念的一年,除一般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最後一年外,更是法国大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中共建国五十周年……,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终是十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民运事件。

  当时我仍在念中学,在中共军队清场前,从电视及报章上看到有关学生与市民义无反顾的指出国家的腐化,要求更开明和民主的政府那种情景,叫人十分感动,当年我也有跟同学到新华社门前静坐请愿。

  十年下来,随着时间过去,对当日的情景开始淡忘,也似乎逐渐接受了部分社会人士推介的观点。「要放下六四的包袱,最紧要的是向前看,国家不是在不断进步中吗?」「那件事任何人也不想发生,但中共若非这样做,後果将更严重。」「这事还是交由历史去评价好了。」

  不过,近日翻看一些有关当年事件的书报画册时,一幅幅的图片就将当日的情景一幕幕重现眼前。事隔十年,感觉依然,到底是一件令人悲恸的事,年轻的生命如此白白的断送,当权者何时才有勇气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由廿三名记者合着的《采访六四的烙印》,对当年到京采访的点滴,有以下记载:

  给开车的司机对我说:「怎麽说呢……学生们颤动我的心。我念书不及你们多,不懂解释为甚麽。『反官倒』、『反腐败』这两句口号就太得人心了。」

  「你们是哪一个单位?啊!香港来的,好极啦!请将我们的消息传回去,如实报道,多拍一点镜头……,这里的位置好一点,我来保护你。不用怕,尽量拍好些,辛苦你们啦……」

  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访港时曾说过,他的人生观深受物理大师爱恩斯坦一番话影响:「面对丑恶的事,如果不口诛笔伐,即就无疑是帮凶!」

  跟其他民运人士如魏京生、王希哲、严家其、刘宾雁、方励之等的命运一样,王丹去年也被放逐到美国。十年前,王丹考上北京大学因他崇尚北大「民主、科学」的传统。而他选读历史,是因为他体认到,「一个民族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会更好地进步」。

香港基督徒新闻从业员团契供稿)

(第五九九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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