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很值得记念的一年，除一般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最後一年外，更是法国大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中共建国五十周年……，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终是十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民运事件。
当时我仍在念中学，在中共军队清场前，从电视及报章上看到有关学生与市民义无反顾的指出国家的腐化，要求更开明和民主的政府那种情景，叫人十分感动，当年我也有跟同学到新华社门前静坐请愿。
十年下来，随着时间过去，对当日的情景开始淡忘，也似乎逐渐接受了部分社会人士推介的观点。「要放下六四的包袱，最紧要的是向前看，国家不是在不断进步中吗？」「那件事任何人也不想发生，但中共若非这样做，後果将更严重。」「这事还是交由历史去评价好了。」
不过，近日翻看一些有关当年事件的书报画册时，一幅幅的图片就将当日的情景一幕幕重现眼前。事隔十年，感觉依然，到底是一件令人悲恸的事，年轻的生命如此白白的断送，当权者何时才有勇气面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由廿三名记者合着的《采访六四的烙印》，对当年到京采访的点滴，有以下记载：
给开车的司机对我说：「怎麽说呢……学生们颤动我的心。我念书不及你们多，不懂解释为甚麽。『反官倒』、『反腐败』这两句口号就太得人心了。」
「你们是哪一个单位？啊！香港来的，好极啦！请将我们的消息传回去，如实报道，多拍一点镜头……，这里的位置好一点，我来保护你。不用怕，尽量拍好些，辛苦你们啦……」
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访港时曾说过，他的人生观深受物理大师爱恩斯坦一番话影响：「面对丑恶的事，如果不口诛笔伐，即就无疑是帮凶！」
跟其他民运人士如魏京生、王希哲、严家其、刘宾雁、方励之等的命运一样，王丹去年也被放逐到美国。十年前，王丹考上北京大学因他崇尚北大「民主、科学」的传统。而他选读历史，是因为他体认到，「一个民族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会更好地进步」。
（香港基督徒新闻从业员团契供稿）
（第五九九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