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馬禮遜的名字忽然活躍起來。一些宗派、福音機構及學術機構，都趁著馬禮遜來華二百週年，相繼舉行大大小小的活動。無疑，我們對於馬禮遜在報刊印刷、在教育、在中西文字文化等交流、聖經的翻譯上，都有一定的貢獻。只是，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我們真的有必要為「他」大肆鋪張嗎？我們對馬禮遜的重視在哪裡？我們要紀念他甚麼呢？筆者嘗試將自己一點點的思緒，整理如下。
馬禮遜是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
這個觀點常見於好些中國基督教會史的課本中。但是，這個觀點有他可議之處。事實上，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份，早在十七世紀初期，便有荷蘭宣教士進入台灣傳教。約在一六二七年，新教傳教士甘迪究士（George Candidius）抵達台灣，算是新教最早來華的第一位宣教士。在一六三一年，在新港建立了第一所教堂。由一六二七年至一六六二年的卅五年間，荷蘭總計約派出了卅七名傳教士在台灣傳教。後來鄭成功入台，傳教的事業才一度終止。打從荷蘭人入台灣計起，相比一八○七年才來華的馬禮遜，早了約接近二百年。若我們不把鄭成功之前的來華宣教士計算入內，那麼，在一八六五年由英國長老會差派來的馬雅各（James Maxwell）及一八七二年由加拿大長老會差派來的馬偕（George Mackay），他們來華所作的宣教事業，總不能置若罔聞吧！
我們要將馬禮遜作為第一個來華傳教的宣教士而頌揚，我們便是莫視歷史，莫視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史實。
聖經翻譯的貢獻方面……
誰都知道，中文聖經的翻譯，並不始於馬禮遜。馬禮遜對聖經的翻譯，不僅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普及的。唐朝景教的《尊經》，十三世紀羅馬天主教的《聖經直解》（一六三六）、《巴設譯本》（一七○○）及《古新聖經》（十八世紀）等，都姑且不論。在馬禮遜之前的《馬殊曼譯本》（一八二二），及比馬禮遜稍晚的《新遺詔書》（一八三七）、《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一八四○）等，俱有它們存在的歷史意義。馬禮遜所譯的《神天聖書》（一八二三），實在很難在歷史中專美呢！無疑，我們對於馬禮遜翻譯聖經所付出的努力，的確應記一功。但是，對於馬禮遜翻譯聖經之功，說得過大，這未免超過歷史事實所容許。
馬禮遜在華的工作……
每當翻開《馬禮遜回憶錄》，從馬禮遜的自述中，他對中國人的感情，對於傳教的熱情，的確很令人欣賞。但是，隨著他所參予的東印度公司愈久，他在傳教的事業上，就受到一定的影響。在馬氏給予倫敦傳道會的信函中曾表示，進入東印度公司，「這項任命有其不利之處，因為這將佔據我短暫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並與我的第一個目標即傳教的目標是毫無關聯的。」（同上，頁59）馬禮遜在進入東印度公司之後，逐漸吃重，後來更成為公司唯一的翻譯人員，深得公司重用。馬禮遜不可能不知道公司走私鴉片的情況，但他對此似乎保持緘默。特別在他擔當翻譯的角色上，多少成為了「買手」。而鴉片的買賣過程中，若觸及到翻譯的問題上，馬禮遜不僅不能置身事外，他更需要從中為公司交涉，以替公司取得最大的利潤。
事實上，馬禮遜的確「打好呢份工」，他深得公司的肯定。起初，他進入東印度公司每年年薪為五百英鎊，不多久，他的年薪倍數上升，至一千、千五鎊等。東印度公司為表對這位忠誠僱員，還特別地厚待他。比如《英華字典》的翻譯，就獲得公司斥資一萬二千英鎊的金額協助。而馬禮遜傳教上的大量印刷品等，都由公司的印務機構所承擔。當馬禮遜和米憐籌辦英華書院之時，公司又慷慨撥地作開辦英華書院之用。
馬禮遜深得公司器重，無可置疑。而公司販賣鴉片，也是無可置疑。兩件無可置疑的事加在一起，便成了相當可疑！
傳教上的貢獻……
馬禮遜在華的二十多年期間，既沒有建立教會，也沒有讓太多人的受洗。據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所指出，馬禮遜僅為十位信徒受洗。從今人常談「教會增長」的觀點來看，馬禮遜可能是「失敗」的。但是，我們今日卻要感謝馬禮遜的「榜樣」。原來一個傳道人的貢獻，不在於開一（數）間的教會，或不在於教會如何多人信主及領受。一個傳道人的貢獻，不是從「人數」及「教會大小」來決定的。筆者竊下以為，這是馬禮遜對現代基督教會（特別對傳道人們），一個不能不提的貢獻！
以上拉拉雜雜地談了一些與馬禮遜相關的事情，筆者以此作為另類紀念馬禮遜來華二百週年的方式，希望各位馬禮遜的「Fans」們笑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