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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讲场文章(至2017年2月14日)

另类马礼逊

一年,马礼逊的名字忽然活跃起来。一些宗派、福音机构及学术机构,都趁着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相继举行大大小小的活动。无疑,我们对于马礼逊在报刊印刷、在教育、在中西文字文化等交流、圣经的翻译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只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他」大肆铺张吗?我们对马礼逊的重视在哪里?我们要纪念他什么呢?笔者尝试将自己一点点的思绪,整理如下。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
  这个观点常见于好些中国基督教会史的课本中。但是,这个观点有他可议之处。事实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份,早在十七世纪初期,便有荷兰宣教士进入台湾传教。约在一六二七年,新教传教士甘迪究士(George Candidius)抵达台湾,算是新教最早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在一六三一年,在新港建立了第一所教堂。由一六二七年至一六六二年的卅五年间,荷兰总计约派出了卅七名传教士在台湾传教。后来郑成功入台,传教的事业才一度终止。打从荷兰人入台湾计起,相比一八○七年才来华的马礼逊,早了约接近二百年。若我们不把郑成功之前的来华宣教士计算入内,那么,在一八六五年由英国长老会差派来的马雅各(James Maxwell)及一八七二年由加拿大长老会差派来的马偕(George Mackay),他们来华所作的宣教事业,总不能置若罔闻吧!

  我们要将马礼逊作为第一个来华传教的宣教士而颂扬,我们便是莫视历史,莫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史实。

圣经翻译的贡献方面……
  谁都知道,中文圣经的翻译,并不始于马礼逊。马礼逊对圣经的翻译,不仅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普及的。唐朝景教的《尊经》,十三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圣经直解》(一六三六)、《巴设译本》(一七○○)及《古新圣经》(十八世纪)等,都姑且不论。在马礼逊之前的《马殊曼译本》(一八二二),及比马礼逊稍晚的《新遗诏书》(一八三七)、《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一八四○)等,俱有它们存在的历史意义。马礼逊所译的《神天圣书》(一八二三),实在很难在历史中专美呢!无疑,我们对于马礼逊翻译圣经所付出的努力,的确应记一功。但是,对于马礼逊翻译圣经之功,说得过大,这未免超过历史事实所容许。

马礼逊在华的工作……
  每当翻开《马礼逊回忆录》,从马礼逊的自述中,他对中国人的感情,对于传教的热情,的确很令人欣赏。但是,随着他所参予的东印度公司愈久,他在传教的事业上,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在马氏给予伦敦传道会的信函中曾表示,进入东印度公司,「这项任命有其不利之处,因为这将占据我短暂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与我的第一个目标即传教的目标是毫无关联的。」(同上,页59)马礼逊在进入东印度公司之后,逐渐吃重,后来更成为公司唯一的翻译人员,深得公司重用。马礼逊不可能不知道公司走私鸦片的情况,但他对此似乎保持缄默。特别在他担当翻译的角色上,多少成为了「买手」。而鸦片的买卖过程中,若触及到翻译的问题上,马礼逊不仅不能置身事外,他更需要从中为公司交涉,以替公司取得最大的利润。

  事实上,马礼逊的确「打好呢份工」,他深得公司的肯定。起初,他进入东印度公司每年年薪为五百英镑,不多久,他的年薪倍数上升,至一千、千五镑等。东印度公司为表对这位忠诚雇员,还特别地厚待他。比如《英华字典》的翻译,就获得公司斥资一万二千英镑的金额协助。而马礼逊传教上的大量印刷品等,都由公司的印务机构所承担。当马礼逊和米怜筹办英华书院之时,公司又慷慨拨地作开办英华书院之用。

  马礼逊深得公司器重,无可置疑。而公司贩卖鸦片,也是无可置疑。两件无可置疑的事加在一起,便成了相当可疑!

传教上的贡献……
  马礼逊在华的二十多年期间,既没有建立教会,也没有让太多人的受洗。据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所指出,马礼逊仅为十位信徒受洗。从今人常谈「教会增长」的观点来看,马礼逊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今日却要感谢马礼逊的「榜样」。原来一个传道人的贡献,不在于开一(数)间的教会,或不在于教会如何多人信主及领受。一个传道人的贡献,不是从「人数」及「教会大小」来决定的。笔者窃下以为,这是马礼逊对现代基督教会(特别对传道人们),一个不能不提的贡献!

  以上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与马礼逊相关的事情,笔者以此作为另类纪念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的方式,希望各位马礼逊的「Fans」们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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