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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系列

歷史變遷中的定位——從《信念書》看香港教會的時代承擔

歷史變遷中的定位
——從《信念書》看香港教會的時代承擔

八四年發表的《信念書》代表著前過渡期香港教會群體對時代信仰及見證的一個探索與告白。一個開始,引帶著以後連串認信宣告的出現,反映香港基督徒的時代觸覺。只是在踏入特區時代的歷史門檻前,且回望宣言告白背後,留下多少未實踐的使命與承擔,仍待我們檢討深思,切實坐言起行。

背景

歷史的談判締造出歷史的信念。

八十年代初,中英政府談判香港前途,主權回歸議決拍板後,「香港教會的福音派教牧感到需要迫切關注教會在政治變遷中的前景」,八四年有份參與《信念書》草擬小組的錢北斗先生(他那時是學生福音團契訓練及事工拓展主任),道出《信念書》出現的背景。

危機感引發的召命

那段期間,教牧開始以小組形式交流意見,增加瞭解。直至八四年三月中,廿七位教牧與福音機構同在粉嶺宣道園聚集退修,討論到歷史變遷與教會使命的問題,大家都感到需要草擬一份信念書,探討基督教信仰在時代轉變中的見證。不單借此機會整理一直以來教會內部對使命理念的反省,同時更讓香港基督徒在未來的見證方向上得到具體落實的依歸。

當年草擬小組的成員除了錢北斗先生外,還有趙天恩牧師、余達心牧師、劉少康牧師及梁永泰先生。小組商議委託受過歷史神學與系統神學訓練的余達心牧師執筆草擬,本於尋索教會在獨特時代的使命,余達心在兩星期內就寫畢《信念書》的註釋,再經小組討論修改及向外徵詢意見。最終在同年四月十三日舉行的教牧會議上,約八十多位來自不同宗派的教牧、神學工作者、機構同工等,一致通過這份名為《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作為探索香港教會未來的見證方向指引,期望啟發教牧和信徒對這方面的反省和討論。《信念書》其後在同年五月及十月兩度出版,供教牧與信徒討論。

宗派拋成見表認同

《信念書》本質上是一群教牧同工對時代轉變的回應,現為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的余達心牧師以「美麗」來形容這次集體工作,福音派與普世派都認同獻議,達到合一見證。他十分欣賞宗派之間放下成見,一起尋找一個共同基礎去面對新的歷史處境。

浸會大學宗哲系助理教授陳慎慶博士分析,《信念書》是宗教群體回應當時社會前景不穩定的表現。他認為《信念書》獲得福音派與普世派教牧的支持,有著很高代表性,代表著八十年代初教會的合一精神。他指出:「當時社會外在環境看前途問題嚴峻,教牧覺得面對未來互相要有支持;另外那時的政治氣候不算敏感,教牧容易表達支持,而余達心牧師本身在教會內的號召力亦會推動教牧接受,使《信念書》的認同事倍功半。」

內容

富歷史和時代意義的《信念書》全文約二千字,文中分為十點內容,包括一、我們對社會政治變遷的看法;二、教會在社會變遷中不變的原則;三、教會本質與教會使命;四、基督徒對香港的責任與期望;五、香港基督徒對中國的承擔;六、香港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七、我們對政教關係的看法;八、社會變遷與教會內部更新;九、基督徒的合一見證;十、教會自守與忠心。

信仰反省與社會責任

儘管中英談判期間,香港社會不同界別群體早已關注及探討香港前途問題,教會界的氣候仍未適合就此問題作出廣泛而普遍的討論(較積極的是基督教協進會,該會一直關注這課題,並曾對此探討與反省)。直到香港前途敲定,福音派教會的教牧擬出《信念書》內容,其中對政治轉變提出前瞻性的看法和立論,正是當時教牧期望有的教會立場與見證指引,故此它旋即被接納為教會內部教育文件,幫助教會面對過渡期的社會轉變。

從內容來看,錢北斗認為《信念書》與七四年《洛桑信約》有相當一致的看法,就是著重「全人」的使命取向;相信關心社會與傳講福音同是教會在世的重要見證。

錢北斗又分析《信念書》的特點,「它正視了具體的時代轉變的場合,卻沒有囿於狹窄的視野,不是以教會及信徒的自身權益為著眼點。」

《信念書》內容強調對變遷中的歷史作出承擔,余達心形容:「它不是具體行動的指引,但指出教會存在的使命,它出現之前,福音派著重佈道,很少說社會承擔。」

余達心相信《信念書》的精神開拓了福音派教會的眼界,為信徒提出關心中國和香港社會的向度。十多年來,他眼見香港教會對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承擔感愈來愈重,就如前有基督徒組成的守望社和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的出現,信徒以信仰立場來回應社會課題的氣候逐漸形成。

「《信念書》帶來福音派的大突破是肯面對時代的挑戰,終於看到信仰與時代互動的關係。」

來不及的政教關係

不過,教會也與香港共同經歷過渡期的風風雨雨,某些課題超越了《信念書》本來所承載的範圍。

今天,若對《信念書》增補一些內容,余達心承認教會過去沒有深入探討面對政權、政教關係的問題。他說:「我們還未想通從信仰立場去承擔國家時要持怎樣的態度,對殖民地政治環境的反省……我們缺少一套身分神學。」

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翁偉業認為現再重看《信念書》寫政教關係的內容,那顯然是很籠統的看法,原因是「六四事件令討論政教關係的議程改變了」。他感到可加入對政權的認同或保留的討論。此外,國民身分、一國兩制的定義、基督徒之間的合一見證,彼此信任與尊重等課題都是翁偉業認為需要補充的。

「六四」驟使信任變懷疑

同樣針對政教關係的闡釋取向,陳慎慶博士表示,《信念書》中的政教關係看法反映教會對政府持肯定的態度,從另方面看,便顯示教會對政府的批判力不足,以致採取一個較信任政府的立場。

「《信念書》的社會關懷的意識未夠批判性,教會可從懷疑和監察的方向來處理與政府的關係。」陳慎慶提出補充《信念書》的內容要點。

對於教會的宣言或文獻能否帶出關懷社會發展的向度,陳慎慶點名稱讚《信念書》和《香法基督徒北京訪問團對香港前途意見》,認為兩份文件所論的社會關懷幅度很闊,能外展至香港社會的整體問題,建構出一個社會發展的遠象,在這點上則是後來發表著重認定教會功能的宣言所沒有具備的。

柴灣浸信會傳道周健文博士提出,《信念書》內容最根本的問題是提及教會要「傳福音」、「做見證」,但未有清楚釐定兩者的實質涵義。他強調《信念書》精神需針對人內心是否信神是創造主為著眼點的認信,不只是理性上明白宣言的字眼。

實踐

縱使《信念書》的擬定和發表,在意念上引導著香港教會尋索她的時代身分與使命,然而從意念落實到實踐層面,香港教會自信念中引發多少具體的使命行動,倒是值得留意。

轉成信念未可知

《信念書》對教牧領袖起著啟發引導作用是肯定的,余達心提出這個看法。而他又承認《信念書》在信徒心目中能否內化為信念是一個疑問。他說:「《信念書》不是一粒靈丹妙藥,本質上它是感情的宣告,本身不能保證聽者能至終做出行動。它不過是提供方向,需要有人肯花心思去思考問題,然後提出可行的做法。」

余達心估計信念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仍大,尤其是對中港兩地的承擔。他相信不少人認同《信念書》的內容,不過處身在複雜的社會環境,而教會亦受著移民潮衝擊,忙於應對補充失去的人才;教會經過很多思考掙扎後,仍未能找出適切的實踐模式,而「六四」益令處境複雜,適切的信仰表達模式愈加不容易建立。

余又反駁教會的社會關懷實踐是原地踏步的說法,他看到十多年來信徒的內在生命已有轉化,由過去保守,不涉政治,只重傳福音,轉化為看重先知角色,已算是大進步。

雖然《信念書》有著不錯的方向,但它本身對香港教會並無約束力,不能迫令香港教會實踐那些理念。

機制與內心的配合

陳慎慶提議促進實踐的理想方法,是宗派教會調撥資源成立研究機制,聘請研究員長期跟進不同範疇的社會課題,然後提出報告供教牧討論,制定某課題的教會回應立場與行動(肯定和批判的皆有),教牧之間在面對社會課題上得著提醒和支持。

其次是聯繫現時教會前線群體,邀請他們到教會開辦社關講座,教育信徒關心社會,成立社關小組外,亦可增進與前線群體的溝通,建立交往關係,甚而支援他們的事工。

作為一位教牧,周健文同意專職人士做的社會研究有助教牧因應課題進行神學討論與反省。

在培育信徒的社會意識上,周健文表示教牧擔當一定的角色,而信徒亦有責任去自覺追求。他感悟的說:「問題出在我們的生活方式,多跟人議事對話,少用心交流,自然少按神的心意關心身邊人的需要。」

他相信社關關乎信徒個人的信仰經驗,內心是否接受它是信仰的內容,讓它轉化成生命的信念,倚靠神去實踐多付出、多關顧他人的生活。

進深一步思索,究竟今日香港教會傳的是怎樣的福音?好信息?對個人以及社群起著哪方面的作用?

宣言具備秉承傳統與更新文化的作用,雖然《信念書》認定回歸中國的合理性,表達承擔中國前途的民族感,但觀察十多年來對信念的實踐,我們尚未預備好做香港特區的中國基督徒,踏入新歷史時代,我們還得勉力思索,共同實踐信仰賦予的整全使命。

《信念書》衍生的機構
——「教新」與《時代論壇》

衍生

香港教會教牧同工組成的「基督徒關心教會前景小組」於八四年五月出版《信念書》後,又見新異象,既深覺向社會問題發出信仰迴響,亦需切實面對教會更新問題。

教會更新的異象終在同年七月,由三十多位來自不同宗派的教牧同工成立「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後稱「教會更新運動」,目的是推動信徒靈命更新,探討教會應變時代的模式,加強教會間的溝通合作,同心合力完成教會使命。透過舉辦禁食祈禱會、福音遍傳運動、靈命更新營及出版通訊與書籍等,使教會在內部更新方向上重新得力,知所方向。

另外,本報《時代論壇》的出現亦是實踐了關心社會的教牧的異象,八七年九月創刊至今,透過以信仰立場回應當前的社會問題,以肩負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在探討時代、反省信仰、鼓勵信徒面向社會過程中,教會更能面對社會的轉變和挑戰。本報報道內容包括本地、兩岸及世界性的資訊,兼具題材多元化的文章,闢設園地讓信徒投稿,表達對議論問題的意見,促進教會內部溝通。

 

宗派的特區信仰宣告

香港教會對「建立香港」這個議程有沒有遠象呢?觀乎十多年過渡期間,集合不同宗派(包括福音派、普世派、獨立堂會)以整體香港教會名義發表的多份宣言或文獻,它們的內容除包含一般的推廣見證佈道、培訓人材、拓展普世宣教及更新教會內部外,或多或少都提及香港教會對香港社會、中國社會及教會的承擔與責任(見九七問題)。其中宣言或文獻大致的基調:「我們身為香港的基督徒,除了繼續努力實踐傳福音的使命,亦願意與廣大市民共同努力,使香港能繼續進步,為香港市民的幸福、為促進中港關係、為中國的現代化、為中華民族的福祉,作出貢獻。」(見九一年《香港基督教人士北京訪問團意見書》)教會願意努力關懷社群,建設國家的肯定立場是無庸忽視的。

福音社關兩難存?

畢竟,九七問題迫使香港教會不可能再跟以往一樣滿足於四堵牆壁之內,她也受著九七問題影響,逐漸與眾同行,探視社會脈搏,作出需要的信仰回應。

然而,若說到宣講福音以外去關懷與承擔社會,香港教會(尤其是福音派)的窘境就來了,因為她仍不能接納《洛桑信約》提及社會關懷是配合傳福音的夥伴關係的說法。這說法無疑削弱了至為重要的傳福音使命,恐怕終而導致教會迷失方向。所以香港教會因著個人及靈性化的信仰傳統(華人教會的人觀與末世觀有著至要的思想影響),安於(囿於)優先選擇以增強教會實力,著重傳福音的關懷社會方式。

縱使教會在過渡期經歷社政多番事件的洗禮,教牧意識到信仰不能與時代脫勾,卻苦於從未著力建構處境化的神學思想,致使她沒法預備好隨著回歸帶來的身分與定位問題,又或者教牧不時流露明知不可能不問世事,但害怕跟複雜難玩的政治糾纏下去的矛盾心情。

盡心盡力撰寫的宣言

從教會整體的宣言或文獻的字義來看,香港教會予人一定的時代意識與社關使命,落實到宗派層面則視個別宗派而定。

本報向四個宗派查詢過渡期內有否發表回應時代轉變的教會計劃及立場書(見四宗派表),就宗派給予的教會計劃資料中,傳福音、植堂與栽培領袖是首要關注的項目,寫來具體詳細,屬教會內部更新的範圍。而宗派對政教關係或使命立場則多在後過渡期,尤其是九五至九七年間寫成,其中有關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及與政府的關係都嘗試闡釋和界定。

當中最有時代意識與社關使命的要算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整個過渡期間發表的三份文件,都概括包含政社經的事件,並表達對香港社會的理想發展訴求。該宗派牧師部在今年五月下旬剛發表的《新時代牧函》,是一份內容全面的使命立場書。該牧函有四點討論是較過去的宣言或文獻來得更具體明晰,分別是:一、促進特區社會和特區教會在多元化中的團結;二、特區政府與教會的關係;三、特區教會急待解決的危機;四、特區教會與國內社會的關係。這一份牧函的調子主動而積極,盡力爭取港人的自主空間。它強調宣揚整全的福音,建立完整的生命,包含面甚廣,如個人、社會、靈性、肉身、歷史和永恆的生命。

綜觀《新時代牧函》內容的整全性,令人想到香港教會在向港人傳福音前,必先好好瞭解社會的處境,才能說出對應的信息。不過,歸根究底,香港教會若肯同樣看重宣講福音與關懷社會(不僅是社會服務層面,甚而是社會良心的角色),港人對福音的認受性將更大更深入。

香港教會回應「九七問題」所發表的重要文獻

  文獻名稱 發表
日期
推動/發表單位
1. 《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 4.1984 基督徒關心教會前景小組
2. 《香港基督教會有關宗教自由聲明》 8.1984 基督教協進會
3. 《香港基督徒北京訪問團對香港前途意見書》 9.1984 基督徒訪京團
4. 《使命香港——2000》 3.1989 教會更新運動
5. 《九十年代香港教會使命宣言》 4.1990 基督教協進會
6. 《香港基督教人士北京訪問團意見書》 11.1991 基督教人士訪京團
7. 《迎向二千——香港教會使命宣言》 10.1992 教會更新運動
8. 《邁向特區——香港教會使命宣言》 1.1995 教會更新運動
9. 《香港的遠象宣言》 11.1996 一群基督徒學者
10. 《特區教會同心同行牧函》 1.1997 教會更新運動

四宗派於過渡期制定的事奉計劃或使命書

宗派名稱 四宗派於過渡期制定的事奉計劃或使命書 制訂年份 堂會及會友人數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十年路向研究小組報告》
(個別堂會按此報告之建議需要,自訂發展計劃)
1991 45間
25500人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時代宣言》 199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對前景的看法》 1995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總會 《主後二千福音廣傳計劃》 1990 42間
約5000-6000人
《播道會面對未來轉變的聖經基礎》 1996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十年增長計劃》 1988 82間
13727人
《五年計劃》
(延展先前之十年計劃)
1996
《回歸信念書——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獻議》 1997(將於七月發表)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宣教同工對香港前途及香港教會前景的看法》 1982 21間
9314人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對香港前途與教會前景進一步的看法》 1988
《新時代牧函》 1997
(已於五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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