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七月十九日《明報》以顯著篇幅報道，來屆特首選委會基督教界別的產生方法可能有變。基督教協進會同日召開執委會後，即時公佈將沿用上一屆「教內普選」的形式推舉「代表」基督教界的十個議席。姑勿論事件發生前，醞釀中的不同方案相繼曝光，謠言滿天飛，是否有人故意「放風」；事發後，又出現有當事人前言不對後語，甚至各執一詞的「羅生門」，但我們不認同以陰謀論去猜度動機和肇因，更不宜武斷地指摘有牧者說謊。我們只觀察到一個客觀的效果，就是信徒的「投票權」失而復得，喜出望外之餘，教內普遍的聲音幾乎一面倒，要求協進會如何「搞好」這次的「普選」，至於教會應否為配合憲制要求而舉辦這次「教內普選」，卻只有少數的信徒和基督教團體公開關注。承接本文上篇（一二五五期）對君士坦丁主義的神學批判，下篇嘗試分析「如何」和「應否」這兩方面問題背後的政治和信仰考量，辨識「參與」和「抽離」以外另類踐行的可能性。（編按︰協助推動基督教界選委選舉的工作小組早前已取消以「普選」命名選舉。）
當政治滲入宗教
怎樣才算是「搞好」這次的「教內普選」？有人以後果決定手段，例如，但凡有利於增加泛民主派獲得選委會足夠提名的機會，為中央欽點以外的特首候選人爭取到入場券，就是「好」的選舉安排。然而，先設地為結果而度身訂造的選舉辦法，還算否公正？持這類觀點的人，最擔心的就是教內選委議席會被大宗派或超級堂會「壟斷」。他們假設了來自這些教會的候選人自然是保守、親建制，甚至反民主的。但假如大多數信徒選舉出來的選委的確代表這種政見，誰又能非議？難道選舉的目的，不正是找出大眾的意志？因不願見選舉結果最終顯示較多的信徒擁抱保守的政治立場，因此就想利用選舉安排預先否定這個事實，說穿了，豈非根本不信任民主？
也有人只談價值和原則，例如，愈多信徒參與的選舉，就是愈「好」的選舉安排。可是，以投票人數或投票率來衡量選舉認受性，恐怕是注定失敗的。因為加強選舉的普遍性，在實踐上會與公平、公正、公開的理念矛盾。為鼓勵和方便投票，最簡單便是依賴大宗派、大堂會參與成為票站，但當有關的宗派堂會同時有信徒參選的時候，這卻會增添瓜田李下的利益衝突嫌疑。如改為在堂會以外的地點設票站，除了資源限制和後勤配合等問題外，還有核實選民身份的困難。有意見認為可以「自願誠實申報」（honour system）的方法簡化處理，此舉或能大大提高投票率，使選舉變得比之前兩屆更公開普及，但卻會產生種票、外來政治力量干預等漏洞，令選舉結果的公正性更容易受人挑戰質疑，最終損害其認受性。
其實，過去舉辦過的所謂「教內普選」，其程序公義一直為人詬病，最基本的連核實選民資格一事上，仍未能獲得盡如人意的解決方案。要舉行一次大型普及、平等公正的選舉，起碼事先要知道合資格的選民數目，投票日每站應發選票多少，確知最後又點算回收多少，才能最低限度防止舞弊或其他不規則的事情發生。於是，又有人提出為選委會基督教界別制定中央選民名冊，此議卻即時暴露問題的核心：一個人的信徒身份是他／她與教會之間的關係，絕不能與其他的公民身份混為一談。名冊的制定、保存、更新等固然牽涉龐大的行政程序，也是一項政治工程，是將教會建構成猶如一般自願團體的宗教組織；當我們劃定選民資格的同時，也觸及界定信徒身份和堂會地位等神學問題。如此的大一統規範，對基督新教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教會如果邀請各種政治因素介入定義信仰、宗派的真偽，將會使信仰徹底政治化，變相容許信仰群體的邊界被世俗硬生生的一刀切開。
從政治操作和理念的分析，突顯了基督教會的獨特身份，使我們懷疑教會應否承包一項不可能的政治任務：我們能否辦好一次既符合基督新教多元合一性，又滿足政治公正性要求的所謂「教內普選」？事實是，不同的教會、個別的信徒，無論因信仰、政治或現實等種種理由，或主動、或被動地在「普選」中缺席，當中包括一些持明確神學理據而杯葛的「良心違抗者」。因此，無論是「教內普選」的普及性和認受性，以至當選者的代表性，均有結構上先天的缺陷，不能單憑「優化」選舉安排程序而彌補。教會以「死馬當活馬醫」、甚至「假戲真做」的犬儒態度，去「搞好」來屆的「教內普選」，究竟是負責任、還是不負責任的表現？而各方責成協進會去把它「搞好」，則是否近於強人所難？
當信仰活出其政治性
贊成教會參與特首選委的推舉，以至將來的特首選舉，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要支持民主發展，因此基督教界別選委的產生辦法，以至基督教會在政治過程的參與，要以是否有益於香港長遠民主化為依歸。（至於為甚麼有「競爭性」的特首選舉就有助推動日後的民主發展，則仍是各政治黨派爭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可見當中政治研判的複雜曖昧。）不少支持民主的信徒認為，教會不應輕言杯葛，將僅有的選委議席斷送，否則就是為民主化幫倒忙、拖後腿；正因為現在的制度不民主，我們更應參與，並協助改良它。
雖然香港的教會缺乏西方的君士坦丁歷史背景，但君士坦丁主義在我們的社會想像、政治參與中根深蒂固。這種當仁不讓、捨我其誰的想法，就是君士坦丁主義的思維方式，以為基督徒若不走在時代洪流之中，就會被世界遺棄；若不帶領世界的轉化更生，就會將世界拱手讓給邪惡勢力來掌管，使世界更墮落敗壞。雖然贊成參與的信徒批評主張杯葛的是患上道德潔癖的毛病，但後者卻反問前者：為換取期許中（或會、或不會出現）的公義成果，是否就可以在選擇手段時犧牲當下的公義？
贊成「杯葛」的理據則有二：其一，現在「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不民主；其二，基督徒不應享有比別人多一票的政治特權。此邏輯挑戰信徒習以為常的政治參與模式：其實信徒或者也不應參與有委任議席的區議會；身為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的基督徒，也不應在界別投票；信徒更加不應參選，因為他們進入議會之後，要被逼與一些在他們眼中沒有民主認受性的人一同議事，並服從效忠於現有的不公平制度；再者，就算將來的特首普選，亦只是經過預先篩選的鳥籠民主，是徹底的假民主，也應杯葛。假如教會能全方位堅持貫徹這項原則，不怕因此而喪失政治影響力，始終不失為良好的、忠於所信的（faithful）政治見證。但這不是唯一的選項。
「杯葛」有不同的形式，可以甚麼也不做，也可以做其它很多別人不做的事；於是，「杯葛」可以有積極或消極的意義，可以是示威以屈人就範，也可以是「示弱」以學習虛己，視乎背後的理據和傳遞的政治信息。如果杯葛的出發點，是與不義劃清界線自以為義，則最多保存自己的道德純潔，逃避共謀之罪。只為獨善其身而「拒絕參與」，教會就容許她的社會議程任由當權者限制，只有「參與」或「不參與」非此即彼的可能。但設若杯葛是為活出教會所信仰的政治價值，以無懼的勇氣向世界的權勢說不，則可以開啟世俗政治以外其他新的可能性。香港天主教教會「被動配合」的取態就是一例，它本身就已經體現了民主的原始精神：就是以抽籤，而不是投票選舉，以實現政治公平。又例如，網上有信徒提出，可以將基督教界別選委的選舉權開放給全港市民，真正由「普選」產生；換言之，參選人仍限於信徒，但投票者則可以「來者不拒」，向全體港人展示摒棄特權的胸襟。此議或令人覺得兒戲、不切實際，但正好刺激我們去發掘其它更多另類的參與模式，以忠於信仰群體的身份，在一個叛逆的世界、不義的制度當中，見證耶穌基督是主。
正因為我們宣講基督是主，所以基督徒不當權、不協助管理世界、不負責社會的長治久安，而是被呼召出來與世界分別，從而服事世界。教會要防止自己被世俗「政治化」，非但不應自我「去政治化」，反而要活出其應有的政治性。基督信仰使我們放棄駕馭歷史，因為我們知道歷史不是一種由因果律操控的封閉系統。所以我們不做政治買賣、權術計算，不需要行每一步都要「贏」、都要有所成就作為；因為知道誰真正掌權，所以教會不急於撥亂反正、扭轉乾坤，而是以盼望忍耐見證萬有復和。教會成為教會，不與世界合流，是為了世界的好處，不是摒棄世界（for the world, not against the world）；是為了向世界活出天國的初熟之果，不是要抽離；是使墮落的被造世界明白真正的和平，而不是去改造世界。作為被造物，我們沒責任保證歷史不出亂子，我們只要扮演好自己在救贖故事中的角色。天國靠福音去實現，而不是靠良好的政治制度；和平不能靠人的力量達成，而是上主的禮物。
結語
在民主進程當中，政治制度難免有經由「不民主」過渡到「假民主」的階段，兩者之間如何取捨，是否非「真民主」不要，不是一次過能預先斷定的原則問題，而需按處境做艱難的辨識；至於「真民主」是否只是一個永遠來臨中的盼望，則並非只是政治學的課題，也是神學問題。西方代議式民主是否就是「最不壞」的理想政治模式，也可以爭辯，而非不證自明。當代民主理論對代議制度的「民主逆差」（democratic deficit）有深刻的批判，究竟投票選舉、少數服從多數、政黨競爭、輪流執政，是否實現政治平等的最好或唯一方式，尤其值得支持民主的信徒三思：民主有甚麼值得支持？應支持怎樣的民主？爭取民主的手段是否必須民主？
當有信徒就「教內普選」爭持不下，假如他們真心支持民主，則更應在當下就要求自己實踐民主，而無需等待民主的完全實現。我們要學懂尊重異見，哪怕對方的策略妨礙我們的策略成功勝利，也不需以敵我區分；當教會踐行復和寬恕，對弟兄督責（fraternal admonition），對他者忍讓寬容，但不放棄與之就真理是非爭辯，或者就是基督教對民主的最大貢獻。
（編按︰鄧紹光及劉振鵬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授，禤智偉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