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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会篇

「九九香港教会普查」看本港植堂实况

文原先撰写的取向并非回应如蔡志森等对植堂的质疑(见《时代论坛》第六四七期)。早在九七年二月份,陆辉已於《教新二千通讯》就梁家麟与陈如炳等作出回应,笔者亦就此以「植堂的误解」(见《时代论坛》第四九八期)探讨有否需要植堂。这次笔者尝试根据刚公布的「九九香港教会普查」初步分析,以及一月中由教会更新运动邀请主领聚会的赵锦德牧师的观点(见《时代论坛》第六四八期),检视与反省本港植堂的现况。

  由一九八○年至九九年三月这十九年内,本港教会的发展整体不错,从六百三十四间翻一翻上升至一千一百卅九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一(八九至九四年为高峰期,期间年增率为百分之三点九)。根据 DAWN(Discipling A Whole Nation)估计,全球福音派的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四点五;而本港的整体表现尚算不俗。

  九七香港回归前,不少教会因着「九七因素」赶快建立福音据点,趋向非中心化的发展,再加上堂址空间所限,扩堂未必短期内达成,便转往植堂发展,尤以座落公屋或居屋内借用服务单位的堂会需求更为殷切。由於外在社区与楼宇面积的限制,堂会容纳聚会人数大多在一百人以内(加拿大平均为一百三十五人,美国平均为九十人,而本港的成人出席祟拜中位数字为八十一人)。常有教牧提倡堂会小组化或化整为零,平常采用「家聚」或小组形式,主日(并非每主日)聚首一堂,崇拜庆典。

  八十年代,政府福利政策有助教会以低成本与低风险建立分堂,不少宗派与堂会竞投申办服务,如开设自修室、幼儿中心、老人中心、儿童及青少年中心等,立足於新市镇或市内重建计划中,植立分堂。然而近年福利政策转变,政府提倡整合性服务概念,由一机构或服务团体统筹某地区的社会服务(如圣公会在东涌新市镇)。当政府采用服务外判的管理哲学,对堂会发展是好是歹,现今难下结论;就九七年以後来看,确是不利透过社会服务资助方式植堂。

  以本港过往高地价的客观形势(金融风暴之前),教会仍斥资购买不少物业,无论作为扩堂或植堂,殊非简单(尚未包括神学院与机构物业)。以现时堂会数目与人口比例来看,一九八○年为1:8120人而一九九九年则为 1:6008人,有理想的进展;堂会发展因应人口流动而有所调整,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植堂与否要视乎不同地区人口需要与未得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区域如港岛南(1:10562)、葵青(1:7899)与中西区(1:7691)等,堂会数量因应选址困难而偏低,而在某些交通方便地区如油尖旺(1:2699)、深水埔埗(1:3416)与九龙城(1:4414)则堂会数目较高。随着本港交通网络完善,人口不断迁移,信徒选择教会,考虑的因素不一定是邻近方便的一间,或许是一间高质素可兼容不同年龄需要的偏远堂会,或是有同辈一起返的堂会。

  随着本港人口中位数字为卅六岁(教会信徒为卅二岁),对教会的需求是「全餐式服务」(full service program),而新植堂会的要求就是一家大小均能在其中找到满足。人口的迁流,带来的现实,是有部分信徒寻觅就近方便与提供整全服务的堂会。

  另一重要因素影响植堂发展就是教牧同工的转换,只有百分之卅一点五在同一堂会事奉达六年或以上,而有百分之卅二点三不超过两年就更换工场。美国牧师的平均任期为五年,而本港同工则有百分之六十八点五在六年或以下。单从数据理解,教牧同工的不断更替,必然影响其原来堂会的发展;堂会历经同工变动,本能地只求自保,不思开拓。惟有牧者经年日琢磨,建立属灵权柄,才能领导堂会向外扩展。况且,堂会的成长有其自然规律,全速前进以後有休养生息的时期,停滞只是预留实力作下一阶段的突破。

  再从群体布道的角度看,本港植堂发展仍有甚大空间。如新来港人士,在九六至九八年间,新来港人士总数为十六万七千五百零五人,而成功留在教会的有二千二百八十三人,占百分之一点四。一向中产的本港教会,要积极以具体行动回应新来港人士或基层群体的需要。另外,本港就业人口近八成从事服务界,意味着轮班或弹性上班时间,教会如果仍抱住只有一堂崇拜的主导模式,缺乏弹性兼顾非单一会众的需要,必然流失会众!

  反对植堂人士在思考问题时,容易犯上简单或单一思考的毛病,漠视了所有新植堂会的发展阶段,而是单以结果衡量事物。既定的教会生态,就如本港神学院与机构的数目众多一样;强求堂会合并,集中发展,善用资源,倒不如让衰落堂会自然结束!整体而言,问题的焦点不是应否植堂,而是怎样建立与增植健康并具有再生能力的教会。

(第六五二期,二000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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