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蔡志森先生（《时代论坛》第六四七期）、胡志伟牧师（第六五二期）及吴庭梁牧师（第六五三期）等有关本港教会现况及植堂的文章以後，发觉大家都同意香港教会现时的人数正在减少、经济困难、教牧人才缺乏；特别是中小型堂会情况更是严峻。虽然不是奄奄一息，但肯定已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为教会把脉以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诊断为植堂症候群。差异的只是教会大出血的原因及治疗方法。
以上几位作者都各有见地，但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前设假定：香港教会现在的问题是与过去的植堂有关，因此补救的办法便是停止植堂或是改变植堂的方式。个人以为我们应该先小心思想这前设，然後才进一步思想植堂这课题。
香港教会的结构性贫血
在过去十年，堂会数目的增长不足三分之一。但环顾其他基督教事工，无论是神学院的硬件及教师的学历、属灵书籍的翻译及出版、福音机构的同工数目及事工的多元性都有史无前例的增长。胡志伟牧师也在一次聚会中指出香港信徒的布道热潮并没有减退，问题却是这些新决志者并没有参加教会。与其他事工相比，堂会数目的增长真是小巫见大巫。奇怪的就是为甚麽独有植堂事工被指为罪魁祸首？
个人以为今天香港教会的问题并非植堂大出血，而是结构性贫血。总括来说，堂会的需要被现行制度所忽视，得不到所需的照顾及支持。今天的中小型堂会可能已成为基督教的孤儿寡妇了。怎样解决本港教会整体的问题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笔者只想点明植堂事工对整体教会而言并没有这麽大的冲击力。
植堂事工的目的不应是服侍教会中的信徒，乃是是服侍教会以外的人。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应否植堂？」，而是「甚麽是领人归主、叫人作主门徒及扩展天国最好的方法？」特别是在那些现存堂会未能有效接触及作见证的群体。根据蔡志森所引的数字，显示全港信徒人数只达人口百分之三，传福音领人归主的需要实在太大了。正如赵锦德在一月份「教新」所主持的讲座指出：植堂是最有效领人归主的方法、是唯一赶上人口增长的途径及实践大使命最整全的途径。
彼此共生的大小堂会
也许过去的植堂事工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我们却不要因噎废食。因着社会变迁及文化改变的缘故，大堂会是大势所趋，但大教会也有小时候，而且大型堂会也有其限制。北美的教会增长研究都指出大型堂会在领人归主事上并不如中小型堂会，而事实上，大型堂会的增长有很大的比例是得自中小型堂会的流失，所以小型堂会被称为feeder church（用来喂大鱼用的小鱼）。全餐式的服务、优质的项目及有选择性的参与，对生活繁忙的中产信徒实在非常有吸引力。大型堂会有她存在的价值及功用，但从领人归主及得着未得之民而言，却不及中小型堂会。
根据胡志伟牧师的数据指出全港的教会及人口比例是1：6,008人。这数字比过去是有增长（一九八○年是1：8,120人），但与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请问有多少间堂会能够有效地服待六千多人呢？假若我们将教会中大部分是中产阶层这事实也计算进来的话，能够有效地在福音未得的人群（相信占全港人口的大多数）中服侍的堂会实在少得可怜。
今天教会面对的问题并不是缺少鱼，而是大家都集中钓一样的鱼。假如我们能够以宣教的眼光来看教会的事工，能够认同每一个灵魂同样宝贵，也愿意学习基督道成肉身的心态来传福音的话，今天植堂的需要实在太大了。
甚麽是植根香港？
有两件事，我们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件就是香港教会仍未植根於普罗大众之中，虽然西国宣教士已经撤退，但香港仍是一个宣教工场。假如基督信仰没有植根於草根人群之中的话，教会是可以在一代之间消失无形的。香港教会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所经历的移民大出血，相信大部分人仍未遗忘。今天教会要植根香港就一定要得着草根阶层，而得着这一群人最好的方法乃是植堂。今天我们需要有危机感及宣教的异象来植堂。
第二件事就是香港教会仍未植根於本地文化，这也是为甚麽教会未能得着普罗大众的主因之一。要一间堂会改变本身的文化来得着福音未得的人群，真是谈何容易。这也可以解释为甚麽过去的植堂都是复制式（asexual reproduction，母子完全相同）的植堂，结果引来「恶性竞争」及「堂会大泛滥」的非议。
宣教神学家 David Bosch指出当教会在社会中感到孤立时，就会向认信主义 (Confessionism) 寻找庇护，堂会往往就更保守及坚持过去的传统模式，结果与普罗大众更加脱节。从一些福音派教会渐向礼仪传统靠拢，甚或向天主教取经，教会确有被孤立及受威胁的感觉。在这样处境下要求堂会改变文化，倒不如进行双性繁殖（sexual reproduction，後代有父母的遗传但却不一样），就是用适合受众文化的方法及模式来植堂。
在实际植堂方面，我们也要注意过去的社区教会观念已不大适用了。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已不在乎居所的距离，而在乎社交及阶层的距离，所以植堂重点不再是在哪里植堂，而是为谁植堂，植一间怎样的堂会。
植堂讨论的另一个重点便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蔡先生以为大堂会的经济效益较高，多植中小型堂会便会浪费资源。但这却是见仁见智，一个可以容纳三四百人聚会的堂址往往需财以千万计，再大的话可能过亿元。大型堂会当然有其功用，但从宣教的角度而言也并不一定物有所值。
我们有没有尽力培养人才？
从教牧同工的质素来说，蔡志森先生直截了当的问：「全港有一千二百个能独当一面的堂主任吗？」言下之意是教会正闹领袖荒，假若教会仍不改变的话，有才干的信徒便不会考虑教牧事工了。
教会正闹领袖荒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今天神学生中不缺可造之材，只不过最有潜质的人才往往没有被鼓励参与牧会事工。选择牧会的人也不一定得到所需的栽培，例如大部分神学院是没有教会增长及植堂的科目，即使有的话，也往往只是选修科。这不单是神学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基督教文化及气候的问题。我们觉得堂会不长进，不能吸引合用的人材，但有谁愿意为堂会培养人才呢？有多少位成熟的教牧愿意花时间在神学生身上呢？又有多少所堂会甘愿去栽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传道呢？假若我们没有尽上一分力的话，我们又怎可期望太高呢？这是优先次序的问题，也是教会患上结构性贫血原因之一。
(第六五六期，二ＯＯＯ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