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参加了一个基督教护教学研讨会，讲者是一位牧师，他强调，今天人们不再相信基督教的绝对真理，是因为后现代相对主义的蔓延。他用了一系列语句来测试观众是否能区分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其中一个命题是：原子是由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客观真理？绝对真理？
我的回答是：直到目前为止，根据现有的证据，很有可能这是真实的。那位牧师断言：「你的思维受到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影响。」我解释道：「这不是后现代主义或相对主义，这是一种科学哲学的态度。我们至多只能说：鑑于这实验，在这样的测量下，我们取得这样的结果。」但是牧师坚持，不确认客观真理，诉诸主观方法，就是相对主义。然后，他花了整堂时间去讨论年轻人的头脑如何被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污染。老实说，如果一个世俗的科学家或哲学家在研讨会中，他可能已经拍案而立，拂袖而去。
在上个世纪，原子结构模型已经多次修改，修改者包括了汤姆生（J. J. Thomson） 、盖格尔（ Hans Geiger）、马斯登（Ernest Marsden ）、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 、索迪（Frederick Soddy ）、玻尔（ Niels Bohr）……等，今天粒子物理学仍不时有新发现。在着名的「哥本哈根解释」中，玻尔指出：人们不应该回答这种形式的问题：「真正发生了什么？」相反，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作出这实验，什么是可能的结果？其可能性有多大？」这和相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无关。
笔者在大学教授统计学，统计学的其中一个学派是贝叶斯方法（Bayesian approach） ，贝叶斯方法是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和主观概率（ subjective probability） 。贝叶斯和哥本哈根解释有点类似，贝叶斯统计学家不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或「否」， 相反，他会问：「鑑于这些情况下，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什么 ？」而主观概率是信仰的程度：「你主观上认为这件事的或然率有几高？」物理学家斯蒂芬昂温（Stephen Unwin）写了一本名为《神的概率》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正是运用贝叶斯方法去估计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毫无疑问，他的做法是主观的，但它是后现代主义或相对主义吗？当然不是。
另一个统计学派被称为频率方法（frequency approach），依循这学派，我们会测试假设，但是，我们不能宣称数据证明或推翻了假设，我们顶多可以说，理论和数据可以相互吻合或者不吻合。如果这不是后现代主义或相对主义，这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它是认识论上的谦虚精神（ epistemological modesty）和方法可误论（methodological fallibilism），即使客观真理存在，有限的人，包括科学家，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也可能会犯重大错误。
然而，现今后现代主义却成为了教会攻击的目标，一位美借华裔学者批评，今天福音派教会强调个人主义，教会尽量提供会众个人身心发展的良好经验，福音受到扭曲，以适应后现代文化。我认为他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后现代文化是罪魁祸首吗？其实，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可能超越了后现代主义，有着更深远的根源。圣经学者布吕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断言，自启蒙运动以来，自我中心已经盛行，笛卡儿的怀疑精神确立人的思想为认识论的规範，令个人自由的概念进一步加强。后来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争辩说，许多精神疾病是由镇压自然欲望所造成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鼓吹消除自我压抑，去促进心理健康，这些文化趋势均助长了自我中心。我不是百份之百同意布吕格曼的分析，但至少他的观点超越了责怪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
为什么世界变得愈来愈世俗化呢？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神和参加教会呢？那位牧师在他的书和研讨会中提出了自己的诊断，他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人的心灵不再渴慕神」，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同义反复（tautological）论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诺基亚失去了手机市场，为什么人们买苹果和三星的手机而放弃诺基亚呢？」而我告诉你：「因为人们不再渴慕诺基亚的产品。」你会满意这答案吗？其实，所谓答案就是个问题！问题正是：「为什么人们不再渴慕诺基亚的手机呢？」给予这样的回答，只是将责任推卸给消费者：「这是他们的错，他们不再渴慕诺基亚的手机，他们盲目地购买三星和iPhone。」我们应该质疑，诺基亚的执行长是否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呢？ 诺基亚工程师设计的产品是否太糟糕呢？
为什么人们的心灵不再渴慕神？责备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并不能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说白了，它会挡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我们把自己放在高地上去判断世俗主义，却懒得去研究世俗的科学家和知识份子说什么。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3.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