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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領袖,由思維開始

年教會圈子討論以巴衝突,已由一面倒談論末世預言,認為巴勒斯坦人即聖經中的非利士人,認為巴勒斯坦人總是恐怖份子,轉而多從不同角度了解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今日我們可以掌握的資訊較以往多,也較容易聽到不同的聲音。尤其生活在香港,這裡始終是資訊自由流通的城市,作為基督徒領袖,不管是在教會內或外,多從不同角度看人與事,牛皮燈籠也會被點明。

  在五月廿六日一個由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及教會更新運動合辦的「以巴糾紛之啟迪──動盪中的領導」的聚會中,我們嘗試從另一角度看以巴問題──在社會上屬於少數的基督徒領袖,如何在充滿仇恨與撕裂的社會氛圍中,以和平非暴力的方法成為和平之子?

  講員Sami Awad來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家庭,祖父無辜地死於以色列軍人槍下,但祖母的一句話決定了他們家族的回應方式:主耶穌教導我們愛仇敵,並不是教我們選擇去愛或不愛他們,而是命令。他今日雖擁有美國護照,但卻一家回到巴勒斯坦,成立非政府組織Holyland Trust,並以「非線性思維」方法,培訓當地領袖,由思維角度開始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從而跳離固有的被壓迫者心態,多從不同角度看敵人,接納程度增加了,愛仇敵的機會也隨之而增加。

  按Sami Awad分享,改變領袖的思考方法,從另一(甚至相反)角度看敵對者的行為,不但可以停止仇恨,更可以帶來社區的轉化。他認為以色列人有好人也有壞人,同樣,巴勒斯坦人中也有好與壞。而他所訓練的對象,即包括巴勒斯坦人,也有以色列人,同時也有穆斯林和歸信基督教的猶太人。

  以巴衝突問題,日常老伯姓可以參與的不多,但卻是衝突的受害者。這就如今日社會上的大議題,如全球暖化、民主改革、人權社運等等,倡議者有倡議者的論述空間,反對者有反對者的平台,但教會可以怎樣參與?小市民除了跟隨某一方的立場外,還有甚麼選擇?相信我們當前面對的境況,並不比處身以色衝突狹縫中的基督徒困難。

  八福中的締造和平者,原來可以由思維改變開始。Sami Awad提出「非線性領袖培訓」(non-linear leadership training),是幫助領袖多角度思考。同一件事,除了我們自然想到的方向外,若從對方的背景思考,也許可以得出不一樣的結論。這種思考方法,大有Edward DeBono的「水平思考法」(lateral thinking)的影子,也有一些輔導理念及正面思維的成份在內。面對受壓迫者,也許他們無力改變現況,但可改變的是思想與態度。不少家庭因為多了不同角度看同一現象,他們得著動力去面對逆境,不再困於死胡同之內。

  我們不得不承認,日常生活中一些逆境是自找的。例如,對人和事的誤會、對無法改變現實的眷戀等。困於胡同內,需要別人幫忙才能得以脫離。因此,要助人找出路,我們需要同行者。領袖其中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孤單。領袖需要同行者,協助他們看到盲點,在困局中看到出路,從而能帶領他/她的跟隨者前行。我不知今日香港的政商與教會界,多少領袖有敢言的同行者?

  另外,Daniel Goldman提出管理情緒對領袖的重要,一個領袖多有能力,但人際關係被自己的情緒破壞了,夥伴因而離開、團隊四散,又如何成大事?管理情緒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多從不同角度思考同一件事,無限的可能就此而出現。

  我們可以疾惡如仇,面對不義之事大聲疾呼。不過,作為領袖,所擁有的影響力,直接會帶來可能難以補救的後果。義憤填胸之前,或許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特別今日發達的社交網絡平台,隨意分享,隨時批評實在太容易。但不少時候,這些「義怒」原來是來自惡作劇、誤會和二次創作。

  香港的資訊自由流通,有利也有弊。我們可善用這裡的空間,分享與批評之前,多想想,多看看,多聽聽,以不同角度重覆審視才發聲,也許能由一小步開始改變我們的社會。

  今日教會及香港社會整體都面對不少問題需要面對。作為有影響力的人,我們可以選擇逃避,只講一些不著癢處的永恆大道理;選擇挺身而出,站在最前線帶頭改革。同時也可以像這些來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樣,從社區層面開始,以行動締造和平,為社區帶來改變,為這城市帶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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