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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领袖,由思维开始

年教会圈子讨论以巴冲突,已由一面倒谈论末世预言,认为巴勒斯坦人即圣经中的非利士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总是恐怖份子,转而多从不同角度了解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今日我们可以掌握的资讯较以往多,也较容易听到不同的声音。尤其生活在香港,这里始终是资讯自由流通的城市,作为基督徒领袖,不管是在教会内或外,多从不同角度看人与事,牛皮灯笼也会被点明。

  在五月廿六日一个由柏祺城市转化中心及教会更新运动合办的「以巴纠纷之启迪──动盪中的领导」的聚会中,我们尝试从另一角度看以巴问题──在社会上属于少数的基督徒领袖,如何在充满仇恨与撕裂的社会氛围中,以和平非暴力的方法成为和平之子?

  讲员Sami Awad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家庭,祖父无辜地死于以色列军人枪下,但祖母的一句话决定了他们家族的回应方式:主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并不是教我们选择去爱或不爱他们,而是命令。他今日虽拥有美国护照,但却一家回到巴勒斯坦,成立非政府组织Holyland Trust,并以「非线性思维」方法,培训当地领袖,由思维角度开始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从而跳离固有的被压迫者心态,多从不同角度看敌人,接纳程度增加了,爱仇敌的机会也随之而增加。

  按Sami Awad分享,改变领袖的思考方法,从另一(什至相反)角度看敌对者的行为,不但可以停止仇恨,更可以带来社区的转化。他认为以色列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同样,巴勒斯坦人中也有好与坏。而他所训练的对象,即包括巴勒斯坦人,也有以色列人,同时也有穆斯林和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

  以巴冲突问题,日常老伯姓可以参与的不多,但却是冲突的受害者。这就如今日社会上的大议题,如全球暖化、民主改革、人权社运等等,倡议者有倡议者的论述空间,反对者有反对者的平台,但教会可以怎样参与?小市民除了跟随某一方的立场外,还有什么选择?相信我们当前面对的境况,并不比处身以色冲突狭缝中的基督徒困难。

  八福中的缔造和平者,原来可以由思维改变开始。Sami Awad提出「非线性领袖培训」(non-linear leadership training),是帮助领袖多角度思考。同一件事,除了我们自然想到的方向外,若从对方的背景思考,也许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种思考方法,大有Edward DeBono的「水平思考法」(lateral thinking)的影子,也有一些辅导理念及正面思维的成份在内。面对受压迫者,也许他们无力改变现况,但可改变的是思想与态度。不少家庭因为多了不同角度看同一现象,他们得着动力去面对逆境,不再困于死胡同之内。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中一些逆境是自找的。例如,对人和事的误会、对无法改变现实的眷恋等。困于胡同内,需要别人帮忙才能得以脱离。因此,要助人找出路,我们需要同行者。领袖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孤单。领袖需要同行者,协助他们看到盲点,在困局中看到出路,从而能带领他/她的跟随者前行。我不知今日香港的政商与教会界,多少领袖有敢言的同行者?

  另外,Daniel Goldman提出管理情绪对领袖的重要,一个领袖多有能力,但人际关系被自己的情绪破坏了,夥伴因而离开、团队四散,又如何成大事?管理情绪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多从不同角度思考同一件事,无限的可能就此而出现。

  我们可以疾恶如仇,面对不义之事大声疾呼。不过,作为领袖,所拥有的影响力,直接会带来可能难以补救的后果。义愤填胸之前,或许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特别今日发达的社交网络平台,随意分享,随时批评实在太容易。但不少时候,这些「义怒」原来是来自恶作剧、误会和二次创作。

  香港的资讯自由流通,有利也有弊。我们可善用这里的空间,分享与批评之前,多想想,多看看,多听听,以不同角度重覆审视才发声,也许能由一小步开始改变我们的社会。

  今日教会及香港社会整体都面对不少问题需要面对。作为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可以选择逃避,只讲一些不着癢处的永恒大道理;选择挺身而出,站在最前线带头改革。同时也可以像这些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一样,从社区层面开始,以行动缔造和平,为社区带来改变,为这城市带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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