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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講場文章(至2017年2月14日)

神學詮釋的任務:一個對政治釋經的提問及回應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講師

一、引言

  本文是筆者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54期[2013年1月]55-72)所發表的〈意識形態批判對聖經神學詮釋的挑戰〉一文的編修版,期望透過昔日的反思,應用在香港的處境中,讓我們對政治釋經與神學詮釋的關係有更好的理解。

  在西方學術界中,意識形態批判(ideological criticism)漸漸成為批判學的主流,其目的在於揭示聖經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並用後現代關於權力及政治的言說,重新描述文本背後的權力及政治元素。意識形態批判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有些意識形態批判是相當絕對的,把整本聖經解讀為純粹是政治工具,被某些群體利用以達到其政治目的;也有些意識形態批判比較溫和,認為聖經可以有政治性的一面,同時又有神學意涵的一面;亦有些意識形態批判比較著重歷時性,認為在聖經文本形成的過程裡,不同的資料來源在古以色列的社會政治環境中有不同的政治運用,批判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為讀者揭示這些古以色列的政治元素。因此,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不同類型的意識形態批判對聖經文本有不同的前設,對「意識形態」一詞各有定義,對教會群體也各有不同觀感。

  西方意識形態批判的現像也同樣在香港出現。面對不同的政治議題,人們經常運用聖經作回應;比較極端的人會利用聖經達到其政治目的,比較溫和的人期望誠心釋經,卻被人標籤為有背後的政治目的。本文不是要分析各類釋經的好與不好,而是透過淺談意識形態批判,讓讀者明白基督徒詮釋者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中,可以作怎樣的生命反思及恰當的回應。

二、淺談意識形態批判

  意識形態批判(或政治釋經)是後現代社會的思潮中常見的現像,其基本的精神是相信每一個群體有自我的利益需要服務,並以這個眼光來詮釋聖經,好使詮釋的結果能有效地服務某個政治群體的利益。這樣的詮釋能在政治及權力的網路內找到其批判學的立足點,並為這立足點加上熱情及使命。很多時,這樣的政治釋經對教會信仰群體操控詮釋的控訴來得非常強烈,認為教會完全是政治的個體,一樣都要服務自我的利益,並以政治的言說定義了所有教會的議題,仿佛教會只是一個政治的體制而已。

  首先,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的人,往往以政治性的標籤描述教會(例如:保皇黨、建制派或改革派),運用不同的政治術語來描述教會的情況,認為教會的釋經一定帶有政治性的向導,為了服務自我的利益。這種對教會的標籤,簡單地把不同教會分類為建制與改革的對立局面,好處是快速地把教會定性,壞處是過分簡單地描述教會的問題,把情況對立化。筆者認為這樣的描繪並不完全正確,甚至有過於簡單之嫌。事實上,在多元社會眾多的方法中,意識形態批判可以突顯教會中的政治及權力因素,有助我們明白教會的政治世界。不過,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的人為了強化他們對某些教會群體的不滿,故意誇大教會的操控,為自己的理論設下一個假想敵,讓讀者誤以為他的事業是一場正義之戰。而這些人對教會的批判,有點像十八世紀自然神論者(deists)對教會的批判一樣,把問題極端化來合理化自己的觀點,可惜這並不是教會真正的圖畫。這場他們所謂要打的戰爭,可能根本不存在呢!

  第二,在香港政治的社會氣氛中,如果所有群體只可以用一個角度來批判聖經及教會(亦即是政治的角度),久而久之,我們看聖經也只可以從一個角度去看,這其實是一種約化主義(reductionism),把聖經的豐富約化為一件只為不同群體利益效力的政治工具。筆者不否定聖經有其政治的一面,畢竟在古以色列當中,神學與意識形態是不可分割的。筆者擔心的是,把聖經單單 看成是政治工具,便會抹殺多元閱讀的可能性

  第三,如果聖經真的只是一件政治工具,與其他古籍無別,那麼聖經也不再有市場價值了。在問聖經不同的詮釋有甚麼市場價值之前,我們必須先問:為何聖經詮釋具有市場價值?亦即是,如果聖經與其他古籍一樣,為何我們偏要選擇聖經來詮釋?再者,如果聖經只是為某些群體爭取利益,為何其他人仍要用這聖經來為他們效力?事實上,當今社會已全面被世俗化,不同群體根本不需要用聖經來為他們謀取利益呢!1

  最後一點要說明的是「再處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在聖經文本的最高編修層次下,不同的傳統已被聖經最後的編修者按其信仰及神學處境加以詮釋,而這樣的詮釋往往超越了這些傳統之作者的原意。筆者不否定在聖經編修者的筆下,有些傳統確實被用作政治工具,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也極有可能曾為古以色列的某些政治群體服務,但當這些傳統被處境化後,其中的政治色彩極有可能被後期編修者的神學所掩蓋,漸漸失去了傳統本身的意識形態。筆者不反對以政治的角度詮釋聖經,但這不一定與其他詮釋者的關注互相抵觸。如果一位基督徒詮釋者關注文本最後編修者的神學,並帶著這樣的關注來詮釋聖經,那也是一種完全合理的詮釋,筆者看不到這位詮釋者有任何不合道德及不忠於自我的表現;既然大家的關注點不同,處境不同,自然亦有不同的詮釋問題及結果。

三、神學詮釋的任務

  意識形態批判無疑有它的限制,這種批判對於權力操控及政治利益的關注卻是值得肯定的。聖經固然不應被貶為純屬意識形態的作品,但聖經的確常被利用來達到人自身的目的。或者,對信仰認真的基督徒也應認真地檢視意識形態批判對基督徒的批判,從中好好反省,因為意識形態批判所批判的,正正也是基督徒所應該要批判的──權力操控及政治利益。而筆者相信,這便是神學詮釋最重要的任務。天主教神學家賴舒(Nicolas Lash)對此有寶貴的洞見,是每個基督徒都應關注的:

  宗教及神學論述之所以被視為帶有意識形態的特性,往往是由一種雙重假設而來:第一,宗教信徒奉行教規,其實只是自欺欺人,並不是真的在實踐所信。第二,一旦他們覺察到這一事實,醒覺的程度容或有異,但起碼全都不會再相信:倘若沒有提示,宗教信仰所蘊含或要求的知性宣稱是不能用非神學性的言詞複述出來的。 2

  賴舒的觀點應成為我們正面的反省。身為基督徒,我們往往在公共議題及信仰實踐上失去了誠信(integrity),因而招致更多意識形態的批判及政治釋經的攻擊。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的人往往指出教會運用聖經時表面上是正義及合乎道德,背後卻充滿了醜陋的意識形態,這其實是把內外不一的基督徒生命投射了在聖經詮釋當中。筆者完全能夠理解這樣的投射,這由於基督徒確實有內外不一的見證!因此,神學詮釋的任務重大,筆者建議最少有兩項任務值得考慮:第一,誠信的回歸;第二,社會的轉化。

  1. 誠信的回歸(Integrity Restoration)

  甚麼是神學?對烏富(Miroslaw Volf)來說,神學是理論,也是實踐:

  每個優良神學的思想深處,不單有一個可實踐的理性願景,更重要的是,它在生活方式上也提供一套有力的描述,我們最好在實踐這種生活方式的過程中做神學。3

  因此,神學詮釋需要每個詮釋者全人投入於實踐聖經的教導之中(申六5),盡心、盡性、盡力地投入所有影響著他/她的詮釋、影響著他/她生命的現存處境內, 4竭力使內在的我及外在的我達到一致。這是一個誠信回歸的過程。誠然,我們不可能期望一步登天,一下子便達到這回歸的目的,但可以透過長期與聖經文本的不斷互動,漸漸創造出一種詮釋的循環,挑戰及更新我們的人性。5 神學詮釋其實是一種靈性的操練,它所重視的主要不是方法,而是詮釋者自身的誠信(integrity)。

  韋廉(Rowan William)所寫的《基督徒神學》(On Christian Theology)6 一書,第一章名為「神學的誠信」(Theological Integrity)。這章非常重要,因為它能在後現代的意識形態環境中,深入淺出地介紹神學的誠信。如果一個人想在這種環境下回歸誠信,就必須在所有神學對話中坦誠,讓人可得著神的知識而非服務自我的意識形態。在當中,悔改及讚美是誠信回歸的兩大元素。這兩個元素都是一種敬拜的言語,引領人進到那位不能操控及言說的上帝面前。因此,我們需要全人投入當中,才可得著關乎神的知識,這種投入與那些只講究方法的聖經詮釋者所抱的心態截然不同。神學詮釋所需要的,不只是理性的科學方法,更是整個生命的投入。事實上,在聖經研究的學術界當中,我們不是缺乏方法,而是缺乏願意奉獻及委身的人──全心全意、盡心竭力地投入聖經當中的人。惟有這樣,真正的人性才可以顯露出來,而上帝的神性力量也可透過聖經表明出來。

  2. 社會的轉化(Social Transformation)

  意識形態批判挑戰我們反思聖經的重要性。如果這聖經只是一本意識形態的產品,為何我們還要閱讀它?事實上,於當今的世代中,我們不能假設聖經比其他古典著作具有更崇高的位置。不少學者已把聖經降格為無異於古典文學的著作,文本本身的可信性亦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我們根本不可能假設別人都會尊重聖經。另一方面,我們看見廿一世紀的基督教信仰群體仍然非常活躍,不斷投入聖經的詮釋活動當中,他們這樣做,不是因為聖經是偉大的古典著作之一,而是因為他們看到聖經有轉化及更新生命的本質。就此,筆者有兩點意見:

  第一,奧古斯丁提到:「事實上,如果不是大公教會的權威影響我,我也不會相信福音。」 7對奧古斯丁來說,大公教會的權威不是一種欺壓性的權威,而是一種生命的質素,能感動他相信福音。這種權威便是毛伯理(R. W. L. Moberly)提到的「具說服力的結構」(plausibility structure)。 8這結構營造出一種重視聖經,並緊緊連結於教會群體的處境,在這處境中,基督徒以生命的見證帶來社會的轉化,讓更多人也重視聖經,這便是奧古斯丁所提到大公教會的權威。換言之,這是一種服侍的權威,一種引領人重視聖經的權威,也是讓人生命轉化更新的權威。

  第二,我們如何理解「正典」(canon)?正典不僅是一個由早期教會所定下的名單,更是引導人認識基督徒生命及教會權威的起始點。正典為我們定立了一個次序,幫助後來的信徒更容易進入神的真理。因此,正典就好像一個入口,讓人進入真理,是每個信徒認識聖經的起步點。毛伯理提到:

  因此,如果我和其他神學讀者是帶著「聖經裡面有真理」這樣的前設來閱讀聖經──而事實上這也是我研讀聖經的首要原因,那麼,這就不是一個聖經研究所能完全滿足得了的前設。9

  身為基督徒,我們無須對現存的前設感到任何不安,事實上,這些前設便是我們來到聖經面前的首要原因。意識形態批判有時懷疑所謂的正典被人利用來為人謀取私利,這是後現代社會對正典的疑慮。 10但這疑慮卻正好提醒基督教群體反思如何正確地運用正典去達到轉化生命的目的,而不是達到操控及利己的目的,從而為社會帶來健康的、生命的改變。這樣,正典便可成為轉化生命的入口點,讓人能在聖經中找到真理,神學詮釋亦可以把聖經的權威與社會的轉化結為一體了。

  總結來說,神學詮釋帶有重要的任務,就是正面及真正地應對意識形態批判的挑戰。這樣的挑戰不一定就是對基督教信仰的挑戰,因為我們可能有共同的敵人──利用聖經來達到權力的操控,也有共同的目的──找回真正的誠信,但神學詮釋最終的期望並不僅止於此,更是要追求生命的轉化及誠信的回歸,從而為社會帶來轉變。這便是神學詮釋在香港社會中的任務了。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7.11)


  1. 可參:Hector Avalos, The End of Biblical Studies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07)。

  2.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discourse as ideological frequently proceeds on a twofold assumption: first, that religious believers are not doing what, in the practices of their religion, they suppose themselves to be doing; secondly, that in the measure they came to perceive this fact they would, at the very least, abandon all suggestion that religious believing implies or entails cognitive claims that cannot be redescribed, without reminder, in non-theological terms” (Nicholas Lash, Theology on the Way to Emmaus (London: SCM Press, 1986), 121).

  3. “at the heart of every good theology lies not simply a plausible intellectual vis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a compelling account of a way of life, and that theology is therefore best done from within the pursuit of this way of life” (Miroslaw Volf, “Theology for a Way of Life,” Ex Auditu 17 [2001]: 126).

  4. R. W. L. Moberly, “What I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JTI 3 (2009): 168.

  5. 亦參 Stephen E. Fowl and L. Gregory Jones, Reading in Communion: Scripture and Ethics in Christian Lif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42.

  6. Rowan Williams, On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0).

  7. “Indeed, I would not believe in the Gospel myself if the author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did not influence me to do so” (St. Augustine of Hippo, Against the Letter of Mani, 5:6, cited in William A. Jurgens, The Faith of the Early Fathers [Collegevillie: Order of St. Benedict, 1979], 3:52).

  8. R. W. L. Moberly,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Genesis, Old Testament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9), 7.

  9. “Thus if I, and other theological readers, come to the Bible with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it contains truth, and that is in fact the reason why I am studying it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that is not the kind of presupposition that could be wholly bracketed in one’s study” (R. W. L. Moberly, “Biblical Critic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JTL 2 (2008): 88).

  10. Vanhoozer,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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