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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讲场文章(至2017年2月14日)

神学诠释的任务:一个对政治释经的提问及回应

建道神学院圣经研究系讲师

一、引言

  本文是笔者在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54期[2013年1月]55-72)所发表的〈意识形态批判对圣经神学诠释的挑战〉一文的编修版,期望透过昔日的反思,应用在香港的处境中,让我们对政治释经与神学诠释的关系有更好的理解。

  在西方学术界中,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ical criticism)渐渐成为批判学的主流,其目的在于揭示圣经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并用后现代关于权力及政治的言说,重新描述文本背后的权力及政治元素。意识形态批判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有些意识形态批判是相当绝对的,把整本圣经解读为纯粹是政治工具,被某些群体利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有些意识形态批判比较温和,认为圣经可以有政治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神学意涵的一面;亦有些意识形态批判比较着重历时性,认为在圣经文本形成的过程里,不同的资料来源在古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有不同的政治运用,批判者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读者揭示这些古以色列的政治元素。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批判对圣经文本有不同的前设,对「意识形态」一词各有定义,对教会群体也各有不同观感。

  西方意识形态批判的现像也同样在香港出现。面对不同的政治议题,人们经常运用圣经作回应;比较极端的人会利用圣经达到其政治目的,比较温和的人期望诚心释经,却被人标签为有背后的政治目的。本文不是要分析各类释经的好与不好,而是透过浅谈意识形态批判,让读者明白基督徒诠释者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中,可以作怎样的生命反思及恰当的回应。

二、浅谈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或政治释经)是后现代社会的思潮中常见的现像,其基本的精神是相信每一个群体有自我的利益需要服务,并以这个眼光来诠释圣经,好使诠释的结果能有效地服务某个政治群体的利益。这样的诠释能在政治及权力的网路内找到其批判学的立足点,并为这立足点加上热情及使命。很多时,这样的政治释经对教会信仰群体操控诠释的控诉来得非常强烈,认为教会完全是政治的个体,一样都要服务自我的利益,并以政治的言说定义了所有教会的议题,仿佛教会只是一个政治的体制而已。

  首先,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人,往往以政治性的标签描述教会(例如:保皇党、建制派或改革派),运用不同的政治术语来描述教会的情况,认为教会的释经一定带有政治性的向导,为了服务自我的利益。这种对教会的标签,简单地把不同教会分类为建制与改革的对立局面,好处是快速地把教会定性,坏处是过分简单地描述教会的问题,把情况对立化。笔者认为这样的描绘并不完全正确,什至有过于简单之嫌。事实上,在多元社会众多的方法中,意识形态批判可以突显教会中的政治及权力因素,有助我们明白教会的政治世界。不过,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人为了强化他们对某些教会群体的不满,故意夸大教会的操控,为自己的理论设下一个假想敌,让读者误以为他的事业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这些人对教会的批判,有点像十八世纪自然神论者(deists)对教会的批判一样,把问题极端化来合理化自己的观点,可惜这并不是教会真正的图画。这场他们所谓要打的战争,可能根本不存在呢!

  第二,在香港政治的社会气氛中,如果所有群体只可以用一个角度来批判圣经及教会(亦即是政治的角度),久而久之,我们看圣经也只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看,这其实是一种约化主义(reductionism),把圣经的丰富约化为一件只为不同群体利益效力的政治工具。笔者不否定圣经有其政治的一面,毕竟在古以色列当中,神学与意识形态是不可分割的。笔者担心的是,把圣经单单 看成是政治工具,便会抹杀多元阅读的可能性

  第三,如果圣经真的只是一件政治工具,与其他古籍无别,那么圣经也不再有市场价值了。在问圣经不同的诠释有什么市场价值之前,我们必须先问:为何圣经诠释具有市场价值?亦即是,如果圣经与其他古籍一样,为何我们偏要选择圣经来诠释?再者,如果圣经只是为某些群体争取利益,为何其他人仍要用这圣经来为他们效力?事实上,当今社会已全面被世俗化,不同群体根本不需要用圣经来为他们谋取利益呢!1

  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再处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在圣经文本的最高编修层次下,不同的传统已被圣经最后的编修者按其信仰及神学处境加以诠释,而这样的诠释往往超越了这些传统之作者的原意。笔者不否定在圣经编修者的笔下,有些传统确实被用作政治工具,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也极有可能曾为古以色列的某些政治群体服务,但当这些传统被处境化后,其中的政治色彩极有可能被后期编修者的神学所掩盖,渐渐失去了传统本身的意识形态。笔者不反对以政治的角度诠释圣经,但这不一定与其他诠释者的关注互相抵触。如果一位基督徒诠释者关注文本最后编修者的神学,并带着这样的关注来诠释圣经,那也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诠释,笔者看不到这位诠释者有任何不合道德及不忠于自我的表现;既然大家的关注点不同,处境不同,自然亦有不同的诠释问题及结果。

三、神学诠释的任务

  意识形态批判无疑有它的限制,这种批判对于权力操控及政治利益的关注却是值得肯定的。圣经固然不应被贬为纯属意识形态的作品,但圣经的确常被利用来达到人自身的目的。或者,对信仰认真的基督徒也应认真地检视意识形态批判对基督徒的批判,从中好好反省,因为意识形态批判所批判的,正正也是基督徒所应该要批判的──权力操控及政治利益。而笔者相信,这便是神学诠释最重要的任务。天主教神学家赖舒(Nicolas Lash)对此有宝贵的洞见,是每个基督徒都应关注的:

  宗教及神学论述之所以被视为带有意识形态的特性,往往是由一种双重假设而来:第一,宗教信徒奉行教规,其实只是自欺欺人,并不是真的在实践所信。第二,一旦他们觉察到这一事实,醒觉的程度容或有异,但起码全都不会再相信:倘若没有提示,宗教信仰所蕴含或要求的知性宣称是不能用非神学性的言词复述出来的。 2

  赖舒的观点应成为我们正面的反省。身为基督徒,我们往往在公共议题及信仰实践上失去了诚信(integrity),因而招致更多意识形态的批判及政治释经的攻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人往往指出教会运用圣经时表面上是正义及合乎道德,背后却充满了丑陋的意识形态,这其实是把内外不一的基督徒生命投射了在圣经诠释当中。笔者完全能够理解这样的投射,这由于基督徒确实有内外不一的见证!因此,神学诠释的任务重大,笔者建议最少有两项任务值得考虑:第一,诚信的回归;第二,社会的转化。

  1. 诚信的回归(Integrity Restoration)

  什么是神学?对乌富(Miroslaw Volf)来说,神学是理论,也是实践:

  每个优良神学的思想深处,不单有一个可实践的理性愿景,更重要的是,它在生活方式上也提供一套有力的描述,我们最好在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做神学。3

  因此,神学诠释需要每个诠释者全人投入于实践圣经的教导之中(申六5),尽心、尽性、尽力地投入所有影响着他/她的诠释、影响着他/她生命的现存处境内, 4竭力使内在的我及外在的我达到一致。这是一个诚信回归的过程。诚然,我们不可能期望一步登天,一下子便达到这回归的目的,但可以透过长期与圣经文本的不断互动,渐渐创造出一种诠释的循环,挑战及更新我们的人性。5 神学诠释其实是一种灵性的操练,它所重视的主要不是方法,而是诠释者自身的诚信(integrity)。

  韦廉(Rowan William)所写的《基督徒神学》(On Christian Theology)6 一书,第一章名为「神学的诚信」(Theological Integrity)。这章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在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深入浅出地介绍神学的诚信。如果一个人想在这种环境下回归诚信,就必须在所有神学对话中坦诚,让人可得着神的知识而非服务自我的意识形态。在当中,悔改及赞美是诚信回归的两大元素。这两个元素都是一种敬拜的言语,引领人进到那位不能操控及言说的上帝面前。因此,我们需要全人投入当中,才可得着关乎神的知识,这种投入与那些只讲究方法的圣经诠释者所抱的心态截然不同。神学诠释所需要的,不只是理性的科学方法,更是整个生命的投入。事实上,在圣经研究的学术界当中,我们不是缺乏方法,而是缺乏愿意奉献及委身的人──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地投入圣经当中的人。惟有这样,真正的人性才可以显露出来,而上帝的神性力量也可透过圣经表明出来。

  2. 社会的转化(Social Transformation)

  意识形态批判挑战我们反思圣经的重要性。如果这圣经只是一本意识形态的产品,为何我们还要阅读它?事实上,于当今的世代中,我们不能假设圣经比其他古典着作具有更崇高的位置。不少学者已把圣经降格为无异于古典文学的着作,文本本身的可信性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我们根本不可能假设别人都会尊重圣经。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廿一世纪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仍然非常活跃,不断投入圣经的诠释活动当中,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圣经是伟大的古典着作之一,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圣经有转化及更新生命的本质。就此,笔者有两点意见:

  第一,奥古斯丁提到:「事实上,如果不是大公教会的权威影响我,我也不会相信福音。」 7对奥古斯丁来说,大公教会的权威不是一种欺压性的权威,而是一种生命的质素,能感动他相信福音。这种权威便是毛伯理(R. W. L. Moberly)提到的「具说服力的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 8这结构营造出一种重视圣经,并紧紧连结于教会群体的处境,在这处境中,基督徒以生命的见证带来社会的转化,让更多人也重视圣经,这便是奥古斯丁所提到大公教会的权威。换言之,这是一种服侍的权威,一种引领人重视圣经的权威,也是让人生命转化更新的权威。

  第二,我们如何理解「正典」(canon)?正典不仅是一个由早期教会所定下的名单,更是引导人认识基督徒生命及教会权威的起始点。正典为我们定立了一个次序,帮助后来的信徒更容易进入神的真理。因此,正典就好像一个入口,让人进入真理,是每个信徒认识圣经的起步点。毛伯理提到:

  因此,如果我和其他神学读者是带着「圣经里面有真理」这样的前设来阅读圣经──而事实上这也是我研读圣经的首要原因,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圣经研究所能完全满足得了的前设。9

  身为基督徒,我们无须对现存的前设感到任何不安,事实上,这些前设便是我们来到圣经面前的首要原因。意识形态批判有时怀疑所谓的正典被人利用来为人谋取私利,这是后现代社会对正典的疑虑。 10但这疑虑却正好提醒基督教群体反思如何正确地运用正典去达到转化生命的目的,而不是达到操控及利己的目的,从而为社会带来健康的、生命的改变。这样,正典便可成为转化生命的入口点,让人能在圣经中找到真理,神学诠释亦可以把圣经的权威与社会的转化结为一体了。

  总结来说,神学诠释带有重要的任务,就是正面及真正地应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一定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因为我们可能有共同的敌人──利用圣经来达到权力的操控,也有共同的目的──找回真正的诚信,但神学诠释最终的期望并不仅止于此,更是要追求生命的转化及诚信的回归,从而为社会带来转变。这便是神学诠释在香港社会中的任务了。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07.11)


  1. 可参:Hector Avalos, The End of Biblical Studies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07)。

  2.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discourse as ideological frequently proceeds on a twofold assumption: first, that religious believers are not doing what, in the practices of their religion, they suppose themselves to be doing; secondly, that in the measure they came to perceive this fact they would, at the very least, abandon all suggestion that religious believing implies or entails cognitive claims that cannot be redescribed, without reminder, in non-theological terms” (Nicholas Lash, Theology on the Way to Emmaus (London: SCM Press, 1986), 121).

  3. “at the heart of every good theology lies not simply a plausible intellectual vis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a compelling account of a way of life, and that theology is therefore best done from within the pursuit of this way of life” (Miroslaw Volf, “Theology for a Way of Life,” Ex Auditu 17 [2001]: 126).

  4. R. W. L. Moberly, “What I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JTI 3 (2009): 168.

  5. 亦参 Stephen E. Fowl and L. Gregory Jones, Reading in Communion: Scripture and Ethics in Christian Lif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42.

  6. Rowan Williams, On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Malden, MA: Blackwell, 2000).

  7. “Indeed, I would not believe in the Gospel myself if the author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did not influence me to do so” (St. Augustine of Hippo, Against the Letter of Mani, 5:6, cited in William A. Jurgens, The Faith of the Early Fathers [Collegevillie: Order of St. Benedict, 1979], 3:52).

  8. R. W. L. Moberly,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Genesis, Old Testament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9), 7.

  9. “Thus if I, and other theological readers, come to the Bible with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it contains truth, and that is in fact the reason why I am studying it in the first place, then that is not the kind of presupposition that could be wholly bracketed in one’s study” (R. W. L. Moberly, “Biblical Critic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JTL 2 (2008): 88).

  10. Vanhoozer,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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