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佔領運動進入第廿三日。學聯與政府代表於十月廿一日會面，但由於政府對落實普選安排一直寸步不讓，且多天來一直未對任何執法之疏忽向市民道歉，香港社會普遍對會面能有突破不寄予厚望。無論結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這場波瀾壯闊的佔領運動確有別於以往的遊行喊口號，公民抗命運動孕育了公民覺醒，金鐘、銅鑼灣和旺角連日來的景緻必定載入香港史冊。
但是，整場運動發軔至今，香港教會的角色和位置究竟為何？我是一間中型堂會的牧者，一直很想盡力在事件中發揮牧者角色，守護青年人，也守望香港。於是，我做了以下事情：一、兩個多月來持續與其他同工交流意見，又與堂會領袖坦誠分享，竭力維持教會合一。二、在講台教導，想盡量維持客觀，但隨著事態發展，有時只能語焉不詳、言不由衷。三、若發現會友在whatsapp群組間彼此開火，只能循循善誘。四、自八月開始，撰寫、發起及聯署不同聲明，刊登於《時代論壇》內，表達個人立場和觀點。五、九月中開始，積極參與「教牧關懷團」的前線工作，在金鐘和旺角度過了幾許無眠夜晚。
其中，「教牧關懷團」的使命和實踐一直是我所心儀的，原因如下：一、不論立場如何，整個香港社會都在關心普選議題，因為這關乎港人前景，教會好應打破「政教分離」的迷思，與香港人同休共戚。二、有報告顯示香港教會正嚴重流失大專和初入職場的信徒，而普選議題一直是他們所關注的，若教會繼續躲在四堵牆內，勢必被這群教會的接班人所摒棄。三、在抗命行動中必有劍拔弩張之時，教牧若能擔當關顧心靈的角色，聆聽在場不同人士的心聲，為他們祈禱，才能發揮上帝賦予教牧牧養世界的聖職。四、最重要的一點，「教牧關懷團」盼能仿效烏克蘭東正教教士，站在警察與示威者之間做中保，見證上帝，做香港的和平之子。
香港教會牧養的失效
詎料十月二日晚發生的小插曲，令我驚覺香港教會在牧養上的失效，原來已經跌到一個難以想像的尺度。當日下午時份，我收到「教牧關懷團」同工的來電，說有接近政府人士傳來政府準備於當晚清場的消息，由於對「九二八事件」猶有餘悸，遂於晚上召開緊急會議。同工原定晚上十一時召開記招，但忽聞特首和林鄭將於十一時半同樣召開記招，我們便決定擱置計劃。當時無人能夠掌握事態發展，四十多名教牧決定穿著牧師服走到特首辦門外，萬一局勢惡化，我們也可以站在兩造之間做中保盡力化解危機。怎料抵達特首辦，記招已接近尾聲，大批聚集的示威者因為政府的寸步不讓而十分鼓譟，甚至有人要即時佔領龍和道。我們幾經辛苦擠至鐵馬前，身前是百多名防暴警察，身後是無數情緒高漲的示威人士，衝突似乎一觸即發。由於氣氛太緊張，有同工便帶領我們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但尚未唱完一節，便遭一青年呼喝：「牧師！唱歌唔該唔好嚟呢度唱吖，唔該！」為免在我們和示威者之間先起衝突，我們便立即停止，並撤退一旁。當時，我心裡感到難過，眼見其他同工也頓時手足無措，倒是加入了兩位天主教神父，我們邀請他們帶領祈禱後便逐漸散去。
當晚我的心情一直鬱悶，那種鬱悶更一直持續了好多天。思前想後，自問鬱悶非源於遭拒絕，畢竟拒絕者只屬少數，多日來我駐守「教牧關懷站」，其實也有不少人樂意跟我們聊天和接受我們的祈禱。細心揣度，我的鬱悶有兩大來源：一、在那一刻，穿著牧師服的教牧走進人群，被青年呼喝事小，不被現場和群眾需要事大。我們全體離場的時候，雖然沒有人拍掌歡送，卻也沒有人勸我們留下，我們的存在對現場和群眾彷彿是可有可無的。對群眾運動來說，多一個人其實就有多一重把握，教牧的離去卻顯得那麼無關痛癢，這就意味群眾對代表著教會的教牧棄如敝屣。二、在特首辦外劍拔弩張的現場，教牧可以做甚麼？在教會的四堵牆內我們可侃侃而談，但在政治場景中，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信仰可以怎樣付諸實踐？我們說教會有自己一套議程，但這套議程當如何展現？最大的問題在於，當教牧在當場錯判形勢，接連領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和帶領祈禱都會顯得格外蒼白無力而且言不及義。總括來說，第一點代表教會無地位，第二點代表教會失章法，無地位自然失章法，失章法自然無地位，兩者相輔相成，構成香港教會在牧養上的嚴重失效。
借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循著香港教會無地位的思路，我想到烏克蘭東正教會的地位何來。最簡單的解釋有兩個：一、基督宗教在烏克蘭和香港的歷史底蘊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多年來整個烏克蘭的文化都在基督信仰的文明中孕育、浸淫和獲得滋養。二、烏克蘭人口大多是東正教徒，基督宗教在香港雖然傳播逾百年，至今信徒人口（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下同）仍未達一成。因此，東正教士在烏克蘭社會中，往往有宗族長輩和鄉紳父老的地位，這種地位在高度世俗化的香港社會中已甚少見，僅有者如鄉議局鄉紳，但受尊重的範圍也不出新界圍村原居民的圈子中。
如果上述解釋屬實，則香港教會欲有效牧養香港仍有漫漫長路要走。可是，台灣教會卻是另一個典範，說明歷史底蘊和龐大人口並非教會能否有效牧養所在地的關鍵所在，蓋因台灣基督徒人口仍不足百份之四，比香港還要少。但是，台灣教會，其中尤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稱長老會，下同）為代表，卻在百份之九十六人口為異教徒的社會中贏取不合比例的尊重和話語權，不但長老會每年舉行國家祈禱會總統都會出席，國家無論政經商農或教育醫療民生發生大小事故，傳媒均會訪問長老會牧師意見，彷彿教會的聲音是社會上一個不能被忽視的良心之聲。
眾所週知，台灣佛道盛行，迷信之風甚烈，長老會究竟做了甚麼事，以致建立了今時今日的社會地位？一百五十年前，蘇格蘭傳教士馬雅各醫生登陸打狗（今高雄），在台南開設醫院行醫佈道，這也是來華和來港傳教士初來埗到後，行之多年也行之有效的宣教策略，甚至也是不少宗派傳教士交棒給本地同工時延綿奉行至今的傳道和服務並行的教會方針。但是，長老會近幾十年來所做的，遠不止於此。首先，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長老會牧師便已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及建議〉，建議政府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其後，長老會海外牧師在美國發起「台灣基督徒自決運動」。不久，因泰雅族語和台語聖經遭國民黨情治人員沒收，長老會發表了第二次的聲明〈我們的呼籲〉。一九七七年，長老會發表《人權宣言》，籲請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此為當時台灣地區首度以團體形式公開發出台灣獨立的聲音，雖然引起的爭辯不少，卻令台灣社會意識到教會在公共空間的存在。
香港教會當如何自救？
在這普選議題鬧得熾熱的時刻，我無意將長老會提出台獨的綱領引進香港教會，這決非香港教會的議程，也不是本文的宏旨。我的目的，是從長老會身上研索提升香港教會牧養質素和擴大香港教會牧養範圍的啟示，並為香港教會在後佔中時代的牧養提出大方向。（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