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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講場文章(至2017年2月14日)

政教分離的再思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社會倫理〕助理教授

  「政教分離」是浸信宗一直持守的信仰原則,然而它並非一成不變的鐵律,在不同的具體社會處境和政治制度下,都需要我們恆常地重新反思它的倫理實踐意涵。本文嘗試以兩個「不」、一個「是」,從釐清「政教分離」不是甚麼,幫助我們在當下香港的社會氛圍和政教互動關係中,以及「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挑戰和壓力下,重新聚焦於如何踐行「基督是主」。

「政教分離」不是避談政治

  最普遍對「政教分離」的誤解,是以為教會內部和公開的言行皆不應涉及政治。大抵這種常見的錯謬是源於望文生義:其實「政教分離」(church-state separation)所講的「政」是特指國家或政府(state),而非泛指「政治」(politics)。因此,「政教分離」的原則,並非禁止教會(或牧職人員、平信徒領袖)回應政治事件、或批評政府。

  事實上,無論我們對世俗政治是否感興趣,基督徒都需要認識政治,有責任了解政治。因為無論是教會內的教導牧養,或者對外實踐宣教使命,我們都要關顧宣講的對象──亦即普羅大眾──他們在日常生活所遭遇的個人缺乏、不滿、不幸,以至他們所經歷的制度性壓迫、剝削、異化。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夠讓上帝的話語,在此時此地向人們說話,聖言才能成為又真又活的道。

  況且,假若政治話題成為教會內的言論禁區,就會連基督徒生活也成為不可能。經歷去年持續七十九日所謂的「雨傘運動」之後,相信不少堂會發現,禁止會友談論政事,往往只會適得其反。倘若在我們的團契生活裡面,一接觸到任何會引起爭拗的話題就避之則吉,或者每逢遇上主內彼此最關切、最不容妥協的政治、倫理、信仰議題,就採取「和稀泥」或「以和為貴」的態度,壓抑分歧、迴避衝突,試問我們在團契相交之中,還剩甚麼值得分享、分擔?若教會不懂尊重、欣賞、保護差異,讓每個肢體都按從聖靈而來的恩賜建立基督的身體,門徒群體還何來成長?這種表面上相安無事的「彼此相愛」,是否永遠停留於膚淺的,既未經考驗、亦經不起考驗的「愛」?諷刺地,我們害怕傷害彼此的感情,結果就無法建立起主內深厚的情誼。

  不過,我個人以為,牧者在主日崇拜的講壇上,的確不適宜發表自己個人的政治傾向和立場,只要忠心宣講上帝的話語就好。甚至乎,若不經過基本的研究調查功夫,連評論時事,也不太合適,免得單憑媒體一些片面的報道,就胡亂針砭時弊,誤導會眾將牧者個人的處境性社會分析,當為聖經的教導。另外,牧者若宣揚一己的政治取態,也可能產生分化教會的危機,因為會眾當中總有些持相反立場,這些政治判斷上的差異,很容易被上綱上線,當成信仰上對與錯、甚至正統與異端的分界,成為會眾分黨分派、互相指摘攻擊的藉口。

  但是,牧者在講壇上自我限制、順服聖靈的自律,不等如他們自己,或者整個信仰群體,對任何公共議題都不持立場。這個要求除了是不可行的,更加有違信仰,或最少障礙實踐信仰,令我們放棄明辨是非、好歹不分;而基督徒有向當權者言說真相(speaking truth to power)的基本責任,不能見到社會大眾顛倒黑白、埋沒真相而仍然噤聲。

  所以,對會友共同關注的社會、倫理、公共、政治議題,教會有教導的責任,需要培養出會友以事實為基礎的商討能力(informed discussion),而非「忽然關心」、單純情緒反應式的表態;例如,可以邀請外來的專家講員在團契分享,或設專題講座,更有利於學習與交流。遇有立場上激烈相左的議題,更切忌以從上而下的威權方式,由牧者一錘定音,而應該實踐林前十四29-31「保羅的規條」(The Rule of Paul)1。基督徒群體必須學習在聖靈裡一同論理(reasoning together in the Spirit),而非服膺於主流社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勸導信徒按自己對信仰的領受、「憑良心抉擇」,導致會眾各行其是、而又自以為是。基督徒排解分歧的方法,須有別於世俗政治,應以開放式的商議和聆聽,讓持不同意見者可以將自己立場背後的信仰理據公開陳明,接受其他主內的質詢、驗證、考察,並一同通過閱讀聖經、靠禱告尋找上帝的旨意,達致眾人皆能真心實意說阿們的共識,那才算是教會就該議題的真正「立場」。

  基於「政教分離」的原則,教會的確應持守「政治中立」(political neutrality),但並不等如凡事不表態、裝扮中立,或者漠不關心(unconcerned),亦非不能批評政府,因為「中立」也是一種政治立場。「政治中立」的意思,只要求教會抽離於世俗的黨爭政治(partisan politics)。具體而言,就是教會不與任何政黨結盟,在政黨競爭當中不會偏袒(partial to)任何一方,不推薦或支持任何人參選;甚至在競選期間為避嫌,堂會也不應邀請候選人擔任主日崇拜證道的講員;教牧同工也不適宜以個人名義為候選人站台拉票,以免混淆會友。

  「政教分離」不等如教會不可論政。雖然這是彰彰明甚的簡單道理,但教會內外,總有人有意無意地,扭曲或狹窄地理解「政教分離」的內容。現實上,「政教分離」經常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被政府或輿論選擇性地利用來限制教會的言論,甚至成為教內攻擊異見聲音的藉口。「政教分離」被某些教會領袖當成自我設限的金科玉律,當他們自己在講壇上教導信徒順服現政權的時候,他們不認為自己違反「政教分離」;但當教內出現批評政府的聲音,他們就會抬出此口號作為鎮壓的理據。

「政教分離」也不是向政府爭取宗教自由的口號

  歸根究柢,一般人理解的「政教分離」只是一條政治性的憲制原則,缺乏實質的信仰和倫理內容,難以幫助教會判別其社會使命和政治責任,因此留下空間被人任意濫用。而太多信徒所講的「政教分離」,也跟世俗社會的通用概念無異,所指的只是特定歷史背景下出現的某種政教關係安排。

  以美國所實踐的「政教分離」為例,美國以基督教精神立國,至今她仍然是西方世界之中最不受世俗化影響的國家,但她的憲法卻限制基督教會。被寫進美國憲法的「政教分離」原則,其用意與其說是防止宗教干涉政治,倒不如說是保護宗教不受政治的干預;所以,政府不應偏幫任何的宗教,而需要保護任何宗教信仰人士(包括無宗教信仰的人)。「政教分離」體現的就是政治上的「宗教自由」。

  在美國,「政教分離」作為一個憲法理念,是一項未竟之工(work in progress),仍在實驗階段,需要通過實踐被賦予具體內容。每遇重大憲政爭拗,均需交由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裁決;於是,又要視乎共和、民主兩黨誰把持法院的大多數。又例如,本來根據「政教分離」的嚴格規定,政府不能直接或間接資助教會的事工(包括社會服務),但小布殊總統為討好基督教右派,在二○○一年上任後以總統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出了新措施容許有宗教背景的機構接受聯邦政府的資助提供社會服務(faith-based initiative);到奧巴馬總統上台,非但沒有撥亂反正,反而習非成是。

  所以,將歐美社會經過長時間的政治角力,最後產生出來的「政教分離」套用於香港這個不中不西的前殖民地社會,如今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高度自治」(亦即並非真正完全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就顯得格格不入,不知從何說起;將世俗社會的政治安排,當為一項信仰原則,就更加不倫不類。因為,香港缺乏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歷史、文化、宗教背景(特別是「政教合一」),更加從未經歷過世俗化、民族國家興起、民主化等過程。尤為諷刺的是,香港的政教互動關係,卻大概能滿足憲政上的「政教分離」原則,因為香港教會對基督教機構的擁有權和管治權,是完全分家的。教會在香港經營了差不多一半的社會福利和學校,不過這些服務絕大多數都是靠政府撥款的(subvented),因此我們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和中小學教育,皆已喪失了基督教會的獨立性和獨特性。美其名,教會是政府口中的「合作夥伴」,實質只是外判商(sub-contractor);在政府眼中,教會無異於其他的非政府組織,所謂的「持分者」(stakeholder),真正的意思就是不斷苛索政府增撥資源的「既得利益者」。

  這裡引申出一個香港教會鮮有認真討論的議題,就是教會應否使用公帑,來辦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筆者嘗試提出一個基督徒社會倫理的原則:不能說,但凡教會倚賴資助,就是出賣自主和違背信仰;不過,如果教會可以不必仰人鼻息,能夠用自己的資源、時間、方式,去服事我們相信最想服事、最需要服事的鄰舍,比起要跟從朝令夕改的政策拍子起舞,更美好得多,更能見證和榮耀三一上帝。而且筆者相信,這樣會更符合「政教分離」作為信仰原則(而非單單政治原則)的精神。

  有一實例足以證明以上的論點:有一堂會數年前開始,一直用自己有限的資源營運食物銀行、賙濟窮人,後來被特區政府垂青,獲得一大筆撥款。但他們很快發現,因為政策的諸多規限,當遇到特別困難的個案,也不能格外施恩,不得不按既定的程序派發食物,因為即使他們願意動用自己的資源,其他受助者也可能投訴不公。再者,過往他們親手派發食物、接觸和關懷窮人,對方會表達感恩之情;但如今施與受雙方的關係變質了,一些受助者認為,政府救濟他們是應得的(entitlement),而教會只是被委託去分發。該堂會不禁反思,到底政府的財政支持,是福、還是禍?據知,他們最後決定,當政府的一筆過撥款用完之後,不會再申請,而會繼續拿出自己有限的,同其他更缺乏的鄰舍分享。

  不少信徒完全用世俗的措辭(terms),將「政教分離」詮釋得極為稀薄(thin),變成純粹制度性的憲政原則,而非指導教會生活的倫理原則;例如,將「政教分離」理解為政府和教會互不從屬、互不干涉,彷彿只要不超過這條底線的話,教會就甚麼都可以做。但當教會遇到具體的教牧參政問題,就頓時發現,如此的「政教分離」,不足以規範教會的政治參與和介入。上屆立法會選舉,某宗派曾因有本身牧者參選地區議席選舉,而引用「政教分離」原則勸止。然而,他們以宗派立場所表達的「政教分離」不外乎是這七點:2

政府:
  一、不能設立教會;
  二、不得偏幫任何宗教;
  三、不得強迫(或影響)人民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
  四、 不得因任何人信奉某宗教而受處分或不公平對待;
  五、不得運用稅收資助宗教組織及其活動;
  六、不得暗中或公開參與宗教組織的事務;(按此而言,筆者認為,教會內部或公開的活動,亦不應邀請中央政府駐港幹部或特區官員擔任主禮或嘉賓);
 
以及七、宗教組織亦不應參與政府的事務。

  雖然「政教分離」並非該宗派的認信,但他們仍以此為前提,得出雙重的結論:一方面,不贊成教牧參政(擔任政治要員),而基於教牧的蒙召,如要參選,則須辭任牧職;但另一方面,贊成信徒以公民身分參選。

  可是,這個論證是經典的邏輯謬誤,所謂「不相干謬誤」(non sequitur):雖然表面上好像頭頭是道,但即使前提全真,也推論不出所需的結論。因為,這個論證的頭六項前提,都是關於規範政府的行為,而非針對教會的,所以是多餘的;而只有第七點是關於教會的,但據此亦無法推論出教牧不能參選(但信徒卻可以)。或者,它還有一隱藏前設:由於牧者的特殊召命和事奉崗位,他們就「代表」教會,而信徒就不是,所以教牧參選就等同宗教組織參與政府事務。這種神學立場背後的教會觀和召命觀,固然令人莫名奇妙;而且,它對特區的政治制度非常無知。因為根據《基本法》行政主導的原則,立法會只具有限的議案審議權,而不具實質提案權,實際上不過是一個高層次諮詢或監察架構,是單純議政、而非執政;按此宗派的立場,若牧者參選議會也屬「參與政府事務」,也就應該同時禁止接受任何委任加入其餘的諮詢及法定組織(Advisory and Statutory Bodies)。再者,這個雙重結論變相為教牧參選開了綠燈,因為只要他們不再在宗派的堂會或機構事奉,就回復「個人」身分,教會無法剝奪教牧的公民參政權。據此演繹「政教分離」當中的「宗教組織不應參與政府事務」,對信徒個人生命、甚至教會生活就不具倫理意涵。

  以上對「政教分離」的詮釋和應用實例旨在說明,我們很容易混淆兩個版本,或者向度的「政教分離」原則:一種是政治性的憲政原則,是限制政府的行為;另一種是神學性和倫理性的信仰原則,是規範教會(無論是整個群體,或者個別的信徒和牧者)的行為。如果,「政教分離」只是一個教會向政府爭取「宗教自由」的口號,它最多是一種信念,而並非一個對所有基督門徒的在世使命發揮倫理作用的信仰原則。這個空洞的信念(或者不伴隨踐行的「理想」),只要求政府應該做甚麼(以及不應做甚麼),但沒有要求教會自己應該做甚麼(以及不應做甚麼);更加沒有說明,當政府做了不該做(或者,該做的,不做)的時候,教會又應該做甚麼。例如,一些反對雨傘運動的牧者,認為用非法佔領的手段爭取民主是過於激進,但連他們也不諱言,當宗教自由被侵害的時候,教會就可以對抗政府;若按此理,則香港教會最少應該支持內地的主內肢體起而反對政權的迫害。我們所信奉的「政教分離」,會令到教會以爭取宗教自由作為唯一或最高的政治使命嗎?又當功敗垂成的時候,我們就應走上對抗之路嗎?

  將「政教分離」原則切割(truncated),單方面約化成為教會為自己(容或有時包括其他宗教)爭取宗教自由的口號,而不講教會相應政府的彼此對等權責,不問教會的公共行為如何受信仰約束,就很容易變成「輸打贏要」。教會若要享受宗教自由的政治保障、庇祐、祝福,就意味她不應取政府分毫的物質資助,並應同時堅持政府對待任何宗教亦一視同仁。因為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政府給的好處,不可能白拿,當互有所求,教會和政府就會開始過從甚密,甚至被收編和馴服。事實上,當權者為甚麼會自願接受教會以「政教分離」為由去規限它的權力?如果「政教分離」真的是屬於基督宗教的信仰原則,世俗社會何須要以此作為制度的根基?教會又何以正確理解「政教分離」,來抗衡政權以「政教分離」為意識形態工具來箝制、操控、利用教會?又或政權以有限度、有條件性的宗教自由,來換取教會的配合、事奉、歸順,教會可以如何取捨?

「政教分離」是作主門徒、效忠基督

  教會必須重新確認「政教分離」是一項信仰的核心原則,因為它的神學基礎就是「基督是主」。基督徒會否面對政治迫害,不在於當權者是否仁慈、恩賜教會「宗教自由」,而只取決於教會是否忠於所信。福音的好信息,由一開始就宣告耶穌基督是主,祂現在就坐著為王;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所以其他任何地上的執政掌權者,都不是我們的主。

  基督徒可以順服(不使用武力抵抗、推翻)政權,但絕不會獻心效忠。所以「政教分離」作為信仰原則,是提醒教會與政權保持批判性的距離。教會不必與政權敵對,甚至可以為弱者的好處、大眾的福祉而與政府合作(但底線是教會不會參與或分享政權所行使的強制性權力和武力)。但對權力的誘惑,教會總要敬而遠之,因為我們容易相信,要為善,必先要擁有權力;要作大善功,就更加要積聚權勢。我們需要警惕,無論任何形式的政權,都在爭奪人民對它的效忠,要做我們的主人;換言之,政權必然侵犯基督的主權。於是,「政教分離」就不是一條既定的公式,或者無須詮釋的教條,它的實踐性內容只能夠由基督徒群體在具體處境,與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逐一個別地(case by case)去辨識,甚麼應該做、甚麼最好不要做?以下是幾則供香港教會繼續深入討論的實例。

  在現有一千二百人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第三界別的宗教界當中,基督新教擁有十席,由基督教協進會負責推舉。這代表香港的教會佔有一個法定的、長久恆設的憲政角色和功能,負責推選行政長官,間接有份構成當屆政府,教會已經遠超於「參與政府事務」,而幾近政權的當然部分(constituent)。我們可以怎樣解釋這種政治安排才不至於違反「政教分離」原則?效忠基督的教會,可以淪為與其他既得利益集團同一層次的「功能界別」(constituency)嗎?

  正因為「基督是主」是徹底地關乎教會歸屬的具體問題,基督徒就沒有雙重國籍,不會雙重效忠,我們首先擁有上帝國子民的身分(peoplehood)。所以,在教會內就不應該有任何對國家或政權宣誓效忠的言行,或者宣示忠誠的符號。教會內部絕不展示國旗、區徽,或者領導人肖像等象徵。可是,現在所有教會學校都裝置了旗桿,在某些日子會有升旗禮、唱國歌等儀式(甚至有學校每日升旗)。之所以出現這種尷尬的曖昧處境,正源於所謂的基督教學校(無論是津貼或直資)皆是以政府公帑營辦的,我們已經分不清,「教會學校」是屬於政府的,還是屬於教會的。究竟誰才是基督教學校的主?

  筆者無意說,因為國家對人民殘暴、迫害信徒,所以不值得基督徒愛戴。真正的愛國精神也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情操,因為無論國家是好、是壞,是美、是醜,我都無條件愛她,只因為她是「我的」國家,我屬於她、她屬於我;但畢竟這是一種差別對待的偏愛,而且牽涉了歸屬的問題。基督徒也應該關愛我們的同胞,甚至為他們的福祉而犧牲自己,但絕不會以犧牲其他非我族類作為成全自己的代價(at the expense of)。所以,即使政權是由民主程序產生,基督徒也不會向其宣誓效忠。我們更加不會將執政者奉為恩主(benefactor),對他們感恩戴德。因為,我們的日用飲食,首先要感謝那些終日勞苦而自己不得溫飽,為我們生產和預備食物的人。終極而言,我們只仰賴上帝的恩典而活。政府並非我們的衣食父母,基督徒不應像世人一樣「有奶便是娘」,誰應許給我們豐衣足食、繁榮安定,我們就擁護誰上台執政,還要三呼萬歲。教會對政府保持批判性的距離,就不會用「以功抵過」的方式去判斷施政的失誤、代價和社會成本,而要記念那些為保持經濟增長而被犧牲、被出賣、被遺棄的人。

  「基督是主」另一層的社會倫理意義,就是教會不掌權,基督徒不上台執政。我們不會去統治別人(lord over),因為沒有人應該成為其他人的主人。人去統治別人,就已經僭越了上帝的主權和位份;而且,人類歷史證明,統治者無不逾越、背棄、扭曲看顧百姓的授命,反過來奴役、壓制、犧牲人民(參撒上八10-18;太二十24-28)。有些基督徒提出,因為人有上主形象,所以人人平等,又因此教會就應該支持民主。類似的論證無論在神學和政治學上,都粗疏得不堪一擊。因為,政黨競爭式的代議制民主畢竟只是一個騙局,永遠只是平民百姓每幾年參加一場集體的禮儀,戲假情真地去「選舉」一班菁英來輪流統治他們自己、做他們的主人,而他們還以為自己真的是老闆。(實施民主能夠改善民生更是一個神話,雖然在任何民主社會裡面,窮人仍佔大多數,但政策卻繼續永遠向少數的有錢人傾斜。)要實現真正的政治平等,唯有回歸本源的、徹底的民主(radical democracy),用最公平的抽籤和輪替方法,而非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推舉政治領袖。

  基督作王的方式非以君臨天下的凱旋姿態,反倒取了奴僕的樣式;於是教會更加沒有一種「君王式」的社會事奉,我們只有先知和祭師的職分,牧養(ministry)和宣教(mission)的使命,去見證來臨中的天國,服事鄰舍、陌生人,彼此相愛、實踐寬恕,以至於愛仇敵。但是,不等如說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非政治性(apolitical)的;恰好相反,這福音是宣講上帝的「國度」(kingdom),是政治性的,教會的「會治」(polity),包括如何分享權力、分配責任、排解紛歧、對待敵人等,就是耶穌所開創的另類政治。

  基督徒不上台執政,更加意味,我們不倚仗自己的人數或者影響力,伸張我們信仰的社會遠景,將自己的價值強加於其他人身上;我們容許世俗社會有「不信的自由」。教會效法耶穌基督做無權者,與弱勢的人同在。基督徒更加不以統治者的角度思考問題,將平衡不同勢力和利益,誤當成公義;或以兩害取其輕的口吻,將惡說成善;或以顧全大局的藉口要求最弱勢的人要為大我犧牲。教會無能力撥亂反正、扭轉乾坤,基督徒既無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亦無責任去為世俗社會的長治久安出謀獻策。這不等如教會不關心社會,而是我們知道政治不能夠為社會提供救贖。教會只能一個、一個的去服事有需要的人,而不會找到根治他們的苦難的方案,在主再來之前,教會都不會短缺(running out of)服事對象。

  最後,在此時此地的香港,再思「政教分離」,提醒基督徒群體不應執政掌權,是非常有必要的。筆者觀察到,幾十年來教會參與政治的型態出現了一種所謂「滑坡現象」:最初,教會自命支持民主制度,因為民主最符合信仰教導;後來,我們支持民主黨派去替我們爭取民主;到最近,我們支持某些所謂「真民主黨派」,去打擊其他所謂「偽民主黨派」;在可見的將來,無論我們的雙普選是真、是假,將會有基督徒以個人名義號召組黨,或者有教會會推舉一位她認同、為其代言的基督徒特首候選人參選。到時,基督徒群體的角色就不再止於做「啦啦隊」,而會擔當幕後的「班主」,甚至自己落場成為「球員」。假如「政教分離」只不過是教牧不准參政,或者是爭取教會自己的宗教自由,到時我們還剩甚麼信仰的理據去辨識、反對,甚或抗拒?

(本文改寫增補自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浸信會神學院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專題講稿,稍後將會在校友會《牧靈專訊》正式出版)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7.03)


1. 禤智偉:〈「耐性作為法門」 — 尤達的和平知識論〉,《山道》,16/1 (2014年),頁124-5。

2. 姚添壽:〈本會就政教關係的立場〉,《宣訊》,152(2012年8月),頁8。

l社長給讀者信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