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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基督教與民族主義是敵是友?
思博言:在特殊恩典下才可能融和

思博言教授(右)分享、任志強博士作粵語傳譯

督徒參與政治常會遇到的疑惑是:愛主與愛國是否相衝突?民族主義與基督教信仰是否相容?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與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合辦了「基督教與民族主義:或敵或友?二十世紀東亞經驗的反思」專題講座,邀請愛丁堡大學神學院世界基督教研究教授、世界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思博言教授(Prof. Brian Stanley)作分享,內容談及韓國在二十世紀作為少數東亞國家能將基督教與民族主義互相融和的經歷作反思。

  基督徒能否成為一名民族主義者?思博言先從西方歷史說起,十九世紀後期便開始有不少亞非地區的半殖民國家受不同民族解放、獨立自決的思潮影響,這些國家對西方意識形態極為抗拒,也認為基督教是殖民主義的象徵。他表示基督教整體難以被這些亞非國家立刻全盤接受,但本色化神學與我族中心主義下的神學,卻微妙地日漸開展。

  當二十世紀不同民族主義者正積極吸納基督教信仰時,思博言指出有趣的是,西方美國孕育出來的基督教群體和政治家並沒有主張民族主義。他舉出來自長老宗的美國廿八任總統威爾遜,在一戰後對仲裁及分配戰勝國利益時所發佈的《十四條》建議(Fourteen Points),強調不同民族均需互相依存的基礎,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參與自己國家事務;思博言認為威爾遜心目中提及的政治理想是像城邦制一樣,這種非本族自主的理想本質是以大家一起順服上帝,公民因而有不用武力下的公民自權。他認為威爾遜這套思想是加爾文一派集體自治理念傳承下來,並以構想國際聯盟作實踐——以不同國家結盟以互相依存,這種契約如同與上帝的聖約,目標透過順服上帝,由上帝推動創造和平世界的力量。他認為威爾遜並沒有想過世上每一個民族都有能力掙脫並建立自己國家。不過很快各國反殖民的政治領袖明白威爾遜像是在給一張空頭支票,基督教便彷彿像站在民族主義的對立面。

  然而,思博言發現韓國基督教與民族主義的融和卻是明顯的例外,「當南韓可宣稱是基督新教在亞洲發展最成功的國家時,側面反映基督教能在國家和生活建設上給予身份。」思博言從翻譯第一本韓文聖經的傳教士羅約翰(John Ross)的經歷說起,十九世紀後期羅約翰翻譯和傳播聖經是顛覆當時文化的象徵,使平民能將韓文更普及應用;同時正值民族主義在韓國萌芽時期,基督教掌握韓文對現代韓國政治及經濟發展均發揮重大影響,如韓國首個主張獨立組織「獨立協會」便以當地長老會、循道衛理宗的資源來出版韓國第一份報章《獨立新聞》,發表論述。到一八九八年,韓國政府打擊獨立協會,許多領袖均被捕下獄,卻造就他們在獄中查經聚會,不少成為基督徒,當中便包括南韓首位總統李承晚。在改革意念思潮日漸在社會成形下,基督教在當時的韓國人民眼中視為強而有力的盟友。

  一九○七年,一批韓國基督徒發起復興運動,雖原意與政治無關,但思博言指出整個聚會已有民族主義的色彩,所關注的不僅是信徒個人的罪,而是對國家的衰敗和日本入侵的屈辱,歸咎集體性的罪。然而,韓國國家命運卻愈走下坡,一九一八年日本把韓國置為殖民地,韓國基督徒自比為出埃及時為奴的狀態,到了翌年的過百萬人示威,約佔當時韓國一成的人口,基督徒和教會便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教會刊物的一面倒報道,當地社會與外地教會對抗議運動普遍抱支持態度。這種基督教與民族主義結合的氛圍直到日本在二戰投降時,韓國教會也是標榜「民族自決」的口號,思博言認為這現象相當罕見。及至在二戰後南韓的教會發展蓬勃興旺與此不無關係,但思博言認為當南韓教會支持的政治領袖逐漸走進建制,教會對政治顯得愈來愈無力,只是毫無批判地支持政府,如李承晚後期的獨裁統治。這也能解釋為何在九十年代後南韓教會開始發展停滯,因為當教會支持的政治人物有貪污腐化的醜聞出現時,教會便很易受牽連,也與民眾愈走愈遠。

  「歡喜冤家、同床異夢」——這是思博言對南韓的民族主義與基督教信仰關係的結語評價。他亦質疑民族主義本質上是否能真的與基督教相融,如愛仇敵是基督教教導,在民族主義看來是軟弱的表現。思博言認為兩者「或者可以」融和,但是只有在聖靈的特殊恩典下才是可能。

  崇基學院神學院葉菁華副教授作回應表示,他認為本質上民族主義與巴別塔無異,因為民族主義將上帝看為好的所有人均分門別類,互相排斥;但到了終末情況下,民族文化之間有一定差異性,亦同時沒有這種分門別類的存在,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需互相警惕。

  該講座於十月六日晚上在聖公會諸聖座堂舉行,有近一百名信徒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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