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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民族主义是敌是友?
思博言:在特殊恩典下才可能融和

思博言教授(右)分享、任志强博士作粤语传译

督徒参与政治常会遇到的疑惑是:爱主与爱国是否相冲突?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是否相容?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与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合办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或敌或友?二十世纪东亚经验的反思」专题讲座,邀请爱丁堡大学神学院世界基督教研究教授、世界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思博言教授(Prof. Brian Stanley)作分享,内容谈及韩国在二十世纪作为少数东亚国家能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互相融和的经历作反思。

  基督徒能否成为一名民族主义者?思博言先从西方历史说起,十九世纪后期便开始有不少亚非地区的半殖民国家受不同民族解放、独立自决的思潮影响,这些国家对西方意识形态极为抗拒,也认为基督教是殖民主义的象征。他表示基督教整体难以被这些亚非国家立刻全盘接受,但本色化神学与我族中心主义下的神学,却微妙地日渐开展。

  当二十世纪不同民族主义者正积极吸纳基督教信仰时,思博言指出有趣的是,西方美国孕育出来的基督教群体和政治家并没有主张民族主义。他举出来自长老宗的美国廿八任总统威尔逊,在一战后对仲裁及分配战胜国利益时所发布的《十四条》建议(Fourteen Points),强调不同民族均需互相依存的基础,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参与自己国家事务;思博言认为威尔逊心目中提及的政治理想是像城邦制一样,这种非本族自主的理想本质是以大家一起顺服上帝,公民因而有不用武力下的公民自权。他认为威尔逊这套思想是加尔文一派集体自治理念传承下来,并以构想国际联盟作实践——以不同国家结盟以互相依存,这种契约如同与上帝的圣约,目标透过顺服上帝,由上帝推动创造和平世界的力量。他认为威尔逊并没有想过世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能力挣脱并建立自己国家。不过很快各国反殖民的政治领袖明白威尔逊像是在给一张空头支票,基督教便彷佛像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

  然而,思博言发现韩国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融和却是明显的例外,「当南韩可宣称是基督新教在亚洲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时,侧面反映基督教能在国家和生活建设上给予身份。」思博言从翻译第一本韩文圣经的传教士罗约翰(John Ross)的经历说起,十九世纪后期罗约翰翻译和传播圣经是颠覆当时文化的象征,使平民能将韩文更普及应用;同时正值民族主义在韩国萌芽时期,基督教掌握韩文对现代韩国政治及经济发展均发挥重大影响,如韩国首个主张独立组织「独立协会」便以当地长老会、循道卫理宗的资源来出版韩国第一份报章《独立新闻》,发表论述。到一八九八年,韩国政府打击独立协会,许多领袖均被捕下狱,却造就他们在狱中查经聚会,不少成为基督徒,当中便包括南韩首位总统李承晚。在改革意念思潮日渐在社会成形下,基督教在当时的韩国人民眼中视为强而有力的盟友。

  一九○七年,一批韩国基督徒发起复兴运动,虽原意与政治无关,但思博言指出整个聚会已有民族主义的色彩,所关注的不仅是信徒个人的罪,而是对国家的衰败和日本入侵的屈辱,归咎集体性的罪。然而,韩国国家命运却愈走下坡,一九一八年日本把韩国置为殖民地,韩国基督徒自比为出埃及时为奴的状态,到了翌年的过百万人示威,约占当时韩国一成的人口,基督徒和教会便扮演重要的角色,透过教会刊物的一面倒报道,当地社会与外地教会对抗议运动普遍抱支持态度。这种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氛围直到日本在二战投降时,韩国教会也是标榜「民族自决」的口号,思博言认为这现象相当罕见。及至在二战后南韩的教会发展蓬勃兴旺与此不无关系,但思博言认为当南韩教会支持的政治领袖逐渐走进建制,教会对政治显得愈来愈无力,只是毫无批判地支持政府,如李承晚后期的独裁统治。这也能解释为何在九十年代后南韩教会开始发展停滞,因为当教会支持的政治人物有贪污腐化的丑闻出现时,教会便很易受牵连,也与民众愈走愈远。

  「欢喜冤家、同床异梦」——这是思博言对南韩的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信仰关系的结语评价。他亦质疑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否能真的与基督教相融,如爱仇敌是基督教教导,在民族主义看来是软弱的表现。思博言认为两者「或者可以」融和,但是只有在圣灵的特殊恩典下才是可能。

  崇基学院神学院叶菁华副教授作回应表示,他认为本质上民族主义与巴别塔无异,因为民族主义将上帝看为好的所有人均分门别类,互相排斥;但到了终末情况下,民族文化之间有一定差异性,亦同时没有这种分门别类的存在,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而需互相警惕。

  该讲座于十月六日晚上在圣公会诸圣座堂举行,有近一百名信徒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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