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五月十一日，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跨境执法，抓捕前纳粹高官艾希曼（A.Eichmann），将其秘密运回耶路撒冷受审，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哗然。艾希曼曾担任第三帝国安全部犹太组组长，先后负责过对犹太人的驱逐及运送至集中营屠杀，现在将他押至耶路撒冷受审，意义不言而喻。跨境执法违反了国际法，但在其策划人、以色列总理古容（D.B.Gurion）看来，耶路撒冷审判对于教育犹太民众、凝聚人心意义重大，即便引起国际社会的抗议也在所不惜。此时，以色列刚刚建国不久，与联邦德国虽尚未确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已得到后者多达数百万马克的捐款，目前正面临捐款续约问题。古容与德国总理阿登纳（K.Adenauer）私交很好，他保证这次审判会就事论事，无意损害德国颜面，但阿登纳担心事态扩大，最终将把仍活跃于联邦德国政坛的大量前纳粹高官们推向耶路撒冷审判的被告席，从而导致政府运作的瘫痪，例如联邦政府第二号人物、一直保持低调隐身的国务秘书格罗普克（H.M.Globke）由于艾希曼被捕而进退维谷，因为后者与他曾有间接的上下级关系。耶路撒冷审判前夕，阿登纳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德国政府和社会早已摆脱纳粹意识形态，借此与艾希曼划清界限。
汉娜阿伦特（H. Arendt）得知艾希曼被捕以后，立即决定只身前往耶路撒冷，为《纽约客》撰写审判报道，因为亲眼看见昔日纳粹刽子手中的一员坐上被告席，这是正义的实现。审判始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庭审，初审死刑判决书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下达。为了撰写报道，阿伦特阅读了可以找到的全部审判卷宗和相关的犹太人问题研究专着，然而，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个力求做到客观深入的系列报道以及后来修订结集的着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恶的平庸的一项报道》却几乎得罪了所有人，此时正逐步迈入中老年的阿伦特突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场无可逃避的舆论风暴之中。
阿伦特的写作笔调违背了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範围内犹太社群对耶路撒冷审判的认知与期待。他们认为，这场世纪审判是犹太人对仇敌的正义反击，无论艾希曼是小丑一枚还是魔鬼一尊，都要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审判的耻辱柱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这桩世纪之罪的终极象征，这意味着，除了以深沉绵长的同情、同仇敌忾的控诉和爱国主义的合唱来讲述这个审判之外，不应存在任何其他类型的叙述方式。但阿伦特的笔调却充满强烈的个人气息，嘲弄、讥讽与蔑视跃然于纸上，这不是因为她轻看耶路撒冷审判，而是因为艾希曼被赋予的深刻内涵和她亲眼看到的那个被告反差太大，站在被告席上的并非传说中那个青面獠牙的魔鬼，而是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秃顶的中年男性。比这种笔调更可怕的是对禁忌话题的触碰，阿伦特指责第三帝国时期的犹太组织及其领导人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官员合作，便利了他们对犹太人的管理以及最后的屠杀，这其中就包括德意志犹太人帝国联合会，其主席是万众敬仰的拉比、着名犹太神学家贝克（L.Beck）。阿伦特犯了众怒，犹太人团体纷纷发起抨击阿伦特的舆论运动，谴责她高傲自大、苛刻无情，身为犹太人却不同情本民族的遭遇，逍遥在外，无视第三帝国时期的犹太组织四处奔走、舌敝唇焦的艰难处境。昔日的犹太友人，比如着名宗教哲学家修廉（G.Scholem）以及锡安主义者布鲁门菲尔德（K.Blumenfeld）也被阿伦特的言论深深刺痛。
犹太人是否能够不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大屠杀？这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间接提出的问题，该书副标题「对恶的平庸的一项报道」暗示了这个非爱国主义的角度。「恶的平庸」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性概念，全书没有对之做过任何明确界定，相反，它的含义是发散的，服务于阿伦特对艾希曼性格特征的描述。艾希曼没有对犹太人大屠杀保持沉默，在被捕之后，他急切表达了要和以色列合作，交代一切的愿望。艾希曼是一个普通人，但在耶路撒冷审判这个背景下，他无论是否愿意，都注定要成为恶的化身，「恶的平庸」即艾希曼的平庸，这个词组要表达的不是「普通人也会作恶」或「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艾希曼」这类关于恶之日常性的推断。艾希曼的平庸体现于他滑稽而空洞的言语方式之中：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爱讲深奥的东西，比如用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来解释自己对上级俯首帖耳；当法庭让他个人性地陈述犯罪事实时，他却不由自主地使用起官僚语言，真诚地喋喋不休，直至陈述完全失去意义。艾希曼这种可笑的言说方式与他犯下的可怖罪行反差极大，这种漂浮在恐怖之上的喜剧感让阿伦特感到迷惑，「恶的平庸」表达了她的震惊和失语。一些人认为，她被艾希曼的高超演技蒙蔽，但阿伦特的关注点并非被告的罪行被法庭夸大，而是这个作恶之人丧失了感受并表达现实的能力（因为现实感意味着能够理解并接受其他真实个体的视野），他的存在本身成为一个被官僚所贯穿的谎言，恶的可怖被可笑蒸发，残存的只有荒谬。
「恶的平庸」这个词汇具有诗的凝练，与保罗策兰（P.Celan）的「死亡赋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展示了阿伦特的审美直觉力与表达力。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恶的平庸」的原型之一有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塑造的沦为末等食客的魔鬼形象，它最大的愿望是变身为一个肥胖的商人太太，周末去去教堂，上上香。这个恶魔的平庸之处是其混入世界的意愿，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平庸，而是恶的虚无特征，其责任主体在干出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这样的可怖罪行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摊中年男性的皮囊，它的名字叫艾希曼。
（作者为中国神学研究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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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