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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講場文章(至2017年2月14日)

探索大學的未來

最近,與《萬隆︰球南學報》(Bandung: Journal of the Global South) 編輯委員會中的學者和諮詢委員有過深刻的對話,分別從不同角度去反思西方大學的未來發展方向。由於高等教育全球化所造成日趨激烈的競爭,英國和其他西方大學也受到「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經濟邏輯的影響,追逐世界排名。大學除了於教學質素和科研出版受到政府和公眾監管之外,能否吸引外來資金收入(如研究資助)現便成為教學研究人員的主要被評審條件。

然而,長遠來說,或有需要尋找一個往後發展支點,發展其特色和不可替代性,才可持盈保泰。不然的話,便會被高等教育全球化這權勢洪流吞噬,失去了其歷史使命和未來眼光。由於西方大學始於中世紀的天主教道修院,我會嘗試開始從兩組理念去探索大學於未來發展要面對的潛在挑戰。

「萬隆」精神︰「傑出亦平等」(“Equal among the Best”)

最近,筆者有機會與學報國際諮詢委員波蘭外交部亞洲及太平洋司司長大使Dr. Jerzy Bayer有過深刻交流。Dr. Bayer 回憶過去曾參與於不同國家的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他仍非常記念一位已故和曾與他共事的巴西籍外交官。

話說這位巴西外交官被委派帶領一個由不同國家人員組成參加於伊拉克的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不幸,該名巴西外交官領袖於一次位於首都巴格達的汽車爆炸恐怖襲擊中喪生,令人非常惋惜。Dr. Bayer 憶述,該名已故巴西外交官是他最為佩服的一位和平使者領袖。他的領袖才能和魅力的來源卻來自他的柔和謙卑和深層民主精神。Dr. Bayer 便鼓勵筆者要向這種罕有人格學習。他於是列出這人格的特點︰

一、作為一位和平領袖,他/她為人謙卑的特點在於他能預早洞察到隊工組織內的人心變化。於一連串的互動中,他/她能很準確地掌握和綜合各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見的一致性,並謙虛地因應別人所共識的一致意見去調校、改變自己的看法和立場。即是說,他/她成為那能承載客觀事態發展和各人對事態的看法的一具包容性、民主器皿。

二、他的目的不是一味去說服人家去認同自己的立場;相反,他的行事目的是不斷去發掘和認識那不斷在自我改變但又客觀存在的「共識」。就是這種虛己的態度,這位巴西和平外交官已然沒有了「自己」,他也成為那能夠承載眾不同意見和發現共識的器皿。於投票表決之先,他或已能集結各方智慧去凝聚和確定到共識所在。而作出適當行動,推動和平進程。於是,和平便跟虛己和深層民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三、能做到這種人格是源自該巴西外交官的一種「傑出亦平等」(equal among the best)的觀念。也就是說,縱使他身為「領袖」,他看別人跟自己一樣,並沒有強弱、等差和階級分別。

四、但是Dr. Bayer 有感慨歎,這種領袖實在非常旱見。原因有二。1.當這類領袖遇上競爭或衝突時,他或會選擇退出。因為跟別人爭競實有違他的人格特質。2.這種人格的形成或有著獨特主觀和客觀條件,實屬罕見,不能複制。

記念這位殉職的巴西外交官,於是,我們便考慮將這種「傑出亦平等」的精神注入學報的編輯實踐之內。於謙卑民主、互相尊重和平等對話的大前提之下,嘗試將自己「去權威化」,將編輯和審批決定權盡量下放,並容許出版和製作隊工互相監察和提醒。但長遠計,要長期把持到這種全然謙卑和開放包容的實踐,實要依靠外在他力才有持續性。以下我會探討這使人更得力的他力來源。

追尋美德的覺醒

學報編輯委員會會員、美國天主教國際關係和宗教研究學者 Dr. Scott Thomas 鼓勵筆者研讀蘇格蘭哲學家麥金太爾(Alasdair Maclntyre)的《追尋美德:道德理論研究》一書。麥氏於一九八一年出版該書不久後便正式加入了羅馬天主教會。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麥氏於最後結尾提出當羅馬帝國天主教會崩壞而導致歐洲走向「黑暗世紀」 之際,有一群有識之士便停止認同羅馬政權所倡導的禮儀和道德規範之餘,他們便自行建議另類道德和文化「群體」(community)1

麥氏認為,現代制度(institution)掌控獎罰個人的權力,並利用「權、利、名」去強化、認同和鼓勵現代制度所授權的「實踐」(practice) 。但是,由於每一套實踐的實現都會保存、承繼、更新和豐富前人所積累和成就的某些「傳統」(tradition),所以實踐同時是具理想和創意的。

問題是:啟蒙時期以還所追求的現代性計劃中,以各種各樣的制度擁帶著大量資源和權力去吸納和管轄實踐,它們便均利用權力、金錢和地位去迫使實踐臣服於制度之下和服務制度。就是這種不斷膨脹和增生的制度力量不斷蠶食和使實踐腐化。麥氏認為「美德」(virtues)的主要功能,就像「公義」、「勇氣」和「真誠」等,或能使實踐更能抵抗制度的「權、利、名」等可能腐化人心靈的力量,有助保存實踐的誠信和完整性2。 可是,麥氏卻提出追尋美德必然招致失敗的原因有三。

第一,雖然整個啟蒙運動高舉「理性主義」(rationalism) 的超然性,但一直無法脫離其影子信條 ——「情緒主義」(emotivism)。根據麥氏的定義,情緒主義是一種特定的信條,他認為:

‘Emotivism is the doctrine that all evaluative judgments and more specifically all moral judgments are nothing but expressions of preference, expressions of attitude or feeling, insofar as they are moral or evaluative in character.3
筆者譯:「所有的評價式判斷及其有關的更具體的道德判斷,都只不過是偏好的表達,態度和感覺的表達,只要它們具道德性和評價的特性。特定的判斷就自然會將道德元素結合事實元素。」

於是,所有高舉理性的探討和辯論實反映著參與者個人對事物的主觀情緒的甚或非理性的取態。所以,當具創意和理想的「實踐」(practice) 被高舉理性化的現代制度及其官僚系統吸納之後,不同實踐及傳統之間便自然地出現競爭和衝突,並導致非理性和情緒式的互動,多涉及以道德判斷互相批評和指責。後果卻是更形分化和撕裂,各走極端。

第二,整個啟蒙運動的失敗實源於倡導者錯誤提出道德必須被理性證明。麥氏比較了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3) 、休莫(David Hume,1711-1776),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及祈克果(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針對道德要被理性證明的論述,得出以下結論:

‘Just as Hume seeks to found morality on the passions because his arguments have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founding it on reason, so Kant founds it on reason because his arguments have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founding it on the passions, and Kierkegaard as criterion-less fundamental choice because of what he takes to be the compelling nature of the considerations which exclude both reason and the passions.4

筆者譯:「就正如休莫尋求去將道德建基於熱情之上因為他的論點已將其能建基於理性的可能排除,又正於康德將道德殿基於理性之上因為他的論點已將其能建基於熱情的可能性排除,和正於祈克果將道德建基於無準則的基要抉擇因為他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考慮卻又將理性和熱情同時排除。」

於是啟蒙運動倡導者之間便自然出現了種種非理性的互相排斥現象和舉止,使啟蒙運動失敗告終。

第三,麥氏認為啟蒙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這主要是因為理性知識的產生和累積已脫離了基督教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並轉移到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之上。以往被大家認同的共同終極意義如「目的」(telos) 已失去了合法性。取而代之就只有人在自說自話,於制度中角逐權力的雨傘之下,人自己說了甚麼便算了是什麼。一切論點的根據便只剩下了人「自己」,甚麼也沒有。也就是說,由於理性知識的合法性只建基於人自己對別人和事物的判斷(judgement)和評核(evaluation),人已失去了那原來更高「目的」(telos)的依靠和追求。這便使人將自己暴露於空前的虛無之中;追尋美德的結果卻是帶來迷失和更多虛空5

也就是說,當人滿以為在制度中被認同和被授權自己的認同的實踐之時,制度已可能在慢慢蠶食實踐的創意和完整性,使人和實踐變成只懂服務制度和追膜「權、利、名」的奴隸和工具。

結語

根據以上兩組討論,筆者有以下初步想法:

一、制度和實踐之間存在矛盾和張力,而這張力是無法化解的。可為的是,尋找一個支點去與這張力共存共舞。這是因為若然沒有大學這制度,不同實踐及傳統便很難受到保護、承傳和更新。

二、基於人罪性的限制,理性主義的影子實踐無可避免地便是那些以不同形態出現的情緒主義(emotivism)。兩者的張力也是無法完全被疏解的。雖然「擬態」(mimesis)可能是這情緒主義的核心文化心理邏輯(見筆者文章〈從拿單所透視的詭稱敘述勾勒「先知介入法」〉,刊《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年5月4日),但是長遠實須找一個支點去同時維持理性主義和包容承載情緒主義所帶來的人事和管理問題。

三、筆者於是漸漸理解、明白為何麥氏最後提到我們現代人需要的是另一個聖本篤的臨在。這可能有兩個意思。1.聖本篤作為基督的化身,現代人實需時刻悔改回轉到那創造主及其救贖歷史目的之上。2.作為大學的始創原形,聖本篤的生平及其修道院院規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對管理未來大學有著深遠的意義。

四、那位已故的巴西和平外交官或提供了一種學人的人格進路。一方面,他為人謙卑柔和。另一方面,他願意結合和承載不同意見。雖為「建制中人」,但不為建制所動,知所進退。這或能保存實踐的創意和誠信,又能保存更新制度予下一代。

(作者為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8.4)


1.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 263.
2.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 194.
3.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11-12.
4. Alasdair Maclntyre (2004 [1981]).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London: Duckworth. P.49.
5. Brad J. Kallenberg (1997). ‘The Master Argument of Maclntyre’s After Virtue.’ In: Nancy Murphy, Brad J. Kallenberg & Mark Thiessen Nation (Eds.) Virtues and Practice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Christian Ethics after MacIntyre.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hapter 1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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